# 和平崛起  

多年來，「台海一旦開戰，美國是否馳援台灣」始終是台美政府官員、學者、智庫專家、媒體、名嘴一再聚焦辯論的問題。隨著兩岸關係陷入兵凶戰危，此一問題的答案似乎顯得更具重要性。然而「美國是否馳援台灣」的問題框架方式本身即具有高度引導性，朝特定方向型塑著大眾認知：1.戰爭是「台灣的」戰爭，不是「美國的」；2.美國是被動「第三方」，對於戰爭不具主動性；3.鬧事挑釁者已固......

巴爾幹半島國家科索沃自2008年獨立以來，居住在其北部的塞爾維亞族（塞族）與阿爾巴尼亞族主導的中央政府一直不合，而9月24日一場修道院攻堅行動，導致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緊張加劇。美國29日敦促塞爾維亞撤離聚集在邊界的軍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日宣布增強在科索沃的維和部隊。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然而大規模戰爭從未遠離人類社會。即便歐洲與北美相對於中東與非洲來說安全穩定，但是當烏克蘭遭到俄羅斯侵略，數百萬難民湧入鄰近國家，世人這才驚覺，竟然連歐洲都無法免於大規模現代戰爭的威脅，而美中之間的潛在衝突如果成真，勢將帶來比烏克蘭戰爭更嚴重的破壞。《衛報》7日刊出澳洲前總理陸克文3月出版的新書選摘，他在書中探討華府與北京為何傾向雙方「必有一戰」，並且建言兩強共商「聯合戰略框架」，有效管理戰略競爭與突發事件。

七星期後，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這是我首次正式訪問中國。我們按照指示把所有非政府電子設備留在機上，同時抱持一切通訊都被監控的心態來應對。

川普政府上台後，將中國視為戰略假想敵的態勢日益強烈，跟中國大打貿易戰、科技戰、甚至雙方海軍屢屢在東海與南海互別苗頭。其實美國國務卿龐畢歐（MikePompeo）早在去年3月的眾院聽證會上，就將「在大國競爭的時代，確保中國與俄羅斯不會獲得戰略優勢」列為美國首要戰略目標；他今年7月在尼克森總統紀念圖書館的演說，更被視為「給共產中國的新冷戰檄文」，宣稱從尼克森時代開始的中國交往策略已經失敗，今後不再放任中共野心，更將聯合自由世界一致對中共施壓。

近日，中國外交部與官方媒體都發出警告稱，可能會對駐中國大陸的外國記者實施新一輪的報復，甚至連長期盛行新聞自由的半自治地區香港可能也無法倖免。總之，美方如何對待中國駐美國的媒體代表，中方必然會作出對應舉動，這再一次說明了在20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體現在技術、貿易和安全領域，也體現在兩國之間的資訊流動上。在這些互動領域，中美的根本分歧在於明顯缺乏互惠和平衡，而中方一直固執地拒絕嘗試解決這類問題。

美國國務卿龐畢歐7月底在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的演說「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被各界解讀為中美新冷戰開打的官方檄文。龐畢歐正式放棄美國數十年來對中國的「戰略交往」（strategicengagement）策略，下定決心聯合民主國家共同對抗北京，這也意味著中國喊了十多年的「和平崛起」宣告破產。其實早在2001年出版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米爾斯海默就準確預言了北京無法和平崛起、中美兩強難以並立。這位國際關係大師日前接受《朝日新聞》專訪，分析情勢日益緊張的中美關係。

由於中共的戰狼外交及强勢擴張，企圖全球爭霸、消滅普世價值、建立以中共數位極權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個習近平的「中國夢」終於驚醒了自由世界，其反撃也由貿易、高科技產業向人權迫害、智財竊劫、網通侵略蔓延，要求阻斷紅色供應鏈，最後伸向軍事、外交。在軍事方面，美國已公開宣布中共的南海主權主張及行動「不合法」，並直指中共「是美國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為捍衛印太安全不惜一戰。在外交方面，美國更已限時關閉中共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川普還預告可能關閉其他領館。

水漲船高，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合理現象。大水沖過來，只要船底没破，所有船隻都會隨著水位上漲而升高，也許摇晃程度不同，但是船身大小不可能改變，没有任何證據顯示大船會變得更大，小船更小。這個道理應用於肆虐世界各國的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也説得通。

中共為慶祝建國70年舉行了規模最大的閱兵式，讓許多中國人沉浸在自豪、愛國和亢奮的情緒之中，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反思這種規模浩大、整齊劃一形式中反映出來的法西斯美學和極權主義內容。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李鴻章在寫給曾國藩的信裡面表示：「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他把時間點抓得真準。剛好百年後的一九六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原子彈試爆，象徵著中國已經有辦法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蘇聯早已在一九六○年就把技術人員給撤走了）發展先進武器計畫。從那之後，中國持續改善其軍事能力，如今它更是砸下重金來開發戰艦、核子潛艇、導彈系統、軍事衛星與隱形轟炸機。中國的軍力擴張得如此之快，甚至讓該國領導人不得不為了安撫世人而屢屢向全世界喊話。就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法演講中所說的：「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近年來，中國大陸社會所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其發生頻率、參與人數、規模均呈現不斷成長趨勢，1993年僅發生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到2005年8.7萬起(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等)，群體性事件13年間增10倍，且規模不斷擴大。2006年發生8.7萬起，2007年仍8萬餘起，2008-2009年皆超出9萬餘起。也有估算2010年發生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據《2013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12年在就業、勞動關係、收入分配、社會管理等領域面臨各種問題，群體事件多達十餘萬起。然而，也有統計指出中國每年群體性事件多達20餘萬件。

北京和華盛頓在21世紀頭10年開始尋找確定雙邊關係的全面框架，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定期舉行，標幟這一努力取得成效。胡錦濤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中國有條件實現「跨越式」發展。「和平崛起」的重要論述者、具有政策影響力的鄭必堅，2005年在美國『外交』雜誌撰文，以準官方的政策聲明中國已經採取了「超越大國崛起傳統道路的戰略」，中國尋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這可以「通過漸進改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來實現」。中國不走一戰時的德國和二戰時的德國、日本依靠暴力掠奪資源，爭奪霸權的老路；中國也不走冷戰中大國爭奪主導權的道路，中國將走「和平崛起」的道路。2006年，中國中央電視台還播放被學者評為「可能是大國政治歷史上獨具哲理」的12集電視片──＂『大國崛起』。華盛頓對中方「和平崛起」的回應是，要求中國在國際體系內遵守規範與限制，隨著其實力的不斷增長，應承擔「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角色。由於擔心「崛起」太具威脅性，中國後來將「和平崛起」改成正式官方用語「和平發展」，這也反映中國一種更有分寸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