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學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核心是《紅樓夢》研究的典範問題。余英時先生開宗明義指出了紅學在當時（1970年代）面臨的典範危機，並且，雖然他在「自序」中表明並非要做「紅學家」，更強調本書是他個人紅學生涯的終點，但是全書從理論性辨析到對小說作者與其思想的考察，確實是一個為紅學建立新典範的嘗試。四十餘年後，紅學新說仍然此起彼落，我們未必能說這些新的詮釋都繼承（反對亦可能是一種繼承）了本書提出的方法與說法，但其間的呼應還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小說界，自從發現了《紅樓夢》這顆明星，它的光輝，便不斷的在無數讀者的心靈內閃耀。無疑的，它已成為一般人最愛看最愛談的一部名著了。遠在清朝同治年間，有一部筆記曾引到歌詠民風的京師〈竹枝詞〉，其中有兩句說：「開口不談《紅樓夢》，此公缺典定糊塗」，可見當時人對《紅樓夢》的酷嗜。甚至於嘉慶道光極崇拜經學的時候，也偏有醉心紅學的華亭人朱子美。他的朋友勸他應該留心經學，不要專讀小說。他回答道：我同樣的也在研究經學，不過和別人研究的略有不同罷了。朋友聽他的話，大為驚奇。他接著說：「我研究的經學，不過比旁人的經學少了一橫三曲罷了。」他的朋友越聽越不懂。他便加以解釋道：「經學的『經』字，減去一橫三曲，不就是『紅學』嗎？」這雖是一段諧談，也可想見紅學魔力之大了！在目前推行國語的時期，《紅樓夢》無形中成了國語文學的典範，未來的讀者恐怕還要一天一天的增多。像這樣偉大的一部文學名著—中學生文藝社要我寫一篇三千字的短文，向青年同學們介紹。我慚愧，我惶恐，我惟有忠實的將我讀這書的一點經驗，寫出來供青年同學們的參考。

許多小胡同的旮旯裡「藏龍臥虎」，大概是北京永遠的特色。你的鄰居，某個邋遢的老爺子，可能是大清的貝子貝勒，或北洋的某任外交部長，或傅作義的一個將軍，都不奇怪。蟄伏的舊文人則更如斷線的珍珠撒落在草窠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