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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不久前宣布利用全新的模式機車服務進駐泰國，國內方面，也在今年二月正式跨出台北而進軍高雄，這一步步的「擴大版圖」美夢，卻被爆料2014上半年虧損超過1.6億元，各國法律訴訟及糾紛問題也一一浮現。此外，台灣傳統計程車業者也積極與各地政府合作，共同打擊Uber不合法的現狀，也引起交通部門及民眾的論戰。對於共享經濟下新興的產物，究竟是要「Uber融入台灣」還是「台灣改變Uber」，我認為應該從實際面出發，由傳統計程車被賦予什麼樣權利義務的成本，包含行政成本、經營成本及法律成本再去思考如何約束Uber，才能達成社會正義以及開放市場下公平競爭。

適正在台灣遊走現行法律體制外的Uber，創立時主打的就是透過共享經濟平台的模式，提倡人人都可以將『自駕車』轉化為『共乘車輛』， 這代表著營業的範疇不只被擴大甚至遭重新被定義。也正因如此，使得體制內的計程車業者受到直接衝擊，合法司機面臨的是體制外『尚未被規範』卻又無計可施的對手。此時政府的角色及管制的程度，也許就是最後一道防線，而這道防線是要清楚地告訴民眾：如果沒有管制手段，你的保障跟權利會被壓縮到什麼程度。這道防線需要從公共性著手，而不能純然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

柯文哲市長在美國提到新興產業『Uber及Airbnb找不到人到立法院遊說』一說，應該再明確細分，畢竟從現行的法律與狀況來說，並非這麼簡單一句話就能描述法律及產業的困境，在台灣進行合法遊說不是不可能，而席捲全球的新創產業在與當地法律與產業造成衝突時，要達到合法的基礎上，公平競爭要從哪裡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