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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5日，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剛獲悉這一消息，我的心情有些複雜。當然，第一反應是興奮，為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感到高興。第二反應則是，就他們的貢獻而言，無論是屠呦呦，還是同時獲獎的愛爾蘭醫學家威廉‧坎貝爾和日本學者大村智，這三位科學家，其實完全有資格順帶拿下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惠及全人類。

現代醫學的昌明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福祉，甚至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命軌跡。在過去，因為疾病而導致的死亡稀鬆平常，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不管你是6歲還是60歲，只要染上疾病，就得聽天由命。當身體如常，一切都似乎順順利利。忽然有一天運氣不好，你我就會一病不起，就像一個夢遊症患者跌下高崖。而今情況大不一樣。生老病死依然不可避免，但是在醫學的幫助下，我們的生命曲線變得光滑平緩，不再像從前那樣懸崖陡壁。

如今，那些肆虐千年的各種傳染病，其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大降低，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人類開發出了青蒿素、阿維菌素之類的藥物或殺蟲劑。它們要麼大幅減少了病人（尤其是兒童）的死亡風險，要麼有效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環境。據世衛組織在不久前發佈的《2015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從1990年到現在，全球兒童死亡率從90/每千人下降為46人/每千人，就得益於包括瘧疾、腹瀉等傳染病症的防治工作。顯然，這一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屠呦呦、威廉‧坎貝爾和大村智的傑出貢獻。

坦白地說，我沒有想到獲獎的是他們三人。在此之前，我曾經私下裡猜測，基因編輯技術、癌症免疫療法和表觀遺傳學的首創者可能會成為熱門人選。畢竟，現在什麼都講高精尖。但是我不得不承認，諾貝爾獎評委會的抉擇十分正確，非常有意義。

然而，我對諾獎的第三重反應卻來得有些消極。

作為一個藥學專業的學生，早在20多年前，我就聽慣了青蒿素的故事。記得剛開學，教我們藥事管理的副校長在課堂上坦率地講，1949年以後，甚至更早以來，中國自主創新的新藥，嚴格來說就只有青蒿素這一個。所以每當我看到青蒿素這個詞，聯想到的往往不是榮譽，而是恥辱。在這種感覺的支配下，幾乎是下意識地，我不認為青蒿素是多麼了不起的東西。事實上，當年的我震驚之餘，甚至沒有去想，這個藥的發明人是誰。當我投身製藥這個行當，發現大多數同行也沒有把青蒿素看得很重要。

我想，假如不是幾年前媒體報導，有諾貝爾獎風向標之譽的拉斯克獎頒給了一個中國科學家，有多少人知道青蒿素？又有多少人知道屠呦呦？

在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的年代，個人得不到尊重，相應地，創新者以及他們的創新，都得不到尊重。「青蒿素協作組」、「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瘧藥合作組」之類的名稱不僅徹底抹殺了個人的創造激情，葬送了青蒿素的專利保護，還埋下了研究者內部紛爭的禍根。而今，當市儈與投機成為中國的精神，大量的山寨藥、仿製藥充斥市場，創新依舊看不到出路。這就是無人知道青蒿素，無人看重屠呦呦的主要原因。要知道，時至今日，屠呦呦還不是中科院院士。

假如你看過中國的新藥審批辦法就會明白，創新根本不在政府部門的鼓勵之列。由於數十年來整個藥業都在圍繞著仿製藥做文章，所謂新藥審批其實就是山寨品的審批。標準、流程、審評人員，都傾向遲緩和保守。更要命的是，既然大家都在山寨，到底讓甲通過還是讓乙過？大有操作的空間。

還記得因貪瀆而判死刑的鄭筱萸嗎？此君在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的期間，一年可以讓10000種「新藥」上市。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他來我所在單位視察的那幾天，正是萬艾可上市的時間，不出一個月，就有人拎著半塑料袋的白色粉末來到開發部，兜售萬艾可的仿製品。據我所知，鄭筱萸被捕後的一段時間，全國大大小小製藥企業的所謂產品開發部休息了不少日子。這讓我這個早已脫離藥業的人還會時不時地幻想，如果有一天，國家藥品認證管理中心對面的那些個酒店不再住滿了形形色色的人，中國的新藥才不會只有青蒿素。

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一套鼓勵創新、尊重創新的透明機制，屠呦呦也就只是偶然和例外。或許現實已是如此，必將如此。

兩三個月後，我想就沒有幾個人再記得她的名字——儘管這個名字的意義勝過莫言百倍。

（本文原標題《青蒿素：榮耀與恥辱》，原刊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賈嘉。本文由騰訊《大家》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