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殞落》選摘(3)：三星如何操弄媒體、製造輿論？

製造輿論的方法

三星通常以某政策的決策者們為目標，採取活用報章社論的方法來製造輿論。例如，最近三星為了合理化集團的循環出資結構，便強烈抨擊限制金融資本掌控產業資本的所謂「金產分離」政策。

找上隸屬報社的社論委員來帶風向，是傳統輿論工作的一環；三星也會請大學教授們以投稿或專欄撰稿的形式，來達到製造輿論的效果。

在製造輿論之前，必須先採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三星要求，各子公司的公關部門必須隨時針對意見領袖，進行開放式或封閉式的民意調查，以進行輿論監控。名門大學的教授深知三星的意圖，因此有部分教授不願配合；那麼三星便會邀請這些教授擔任集團內部研討會的講師，給予數千萬韓元（數萬美元）的講師費。

此外，三星也會活用較好掌控的地方大學或私立大學的年輕教授們，來組成筆戰的陣勢。三星甚至會贊助這些教授們所屬的大學或附設研究所舉辦各種國際研討會，並且讓媒體刊載研討會上討論的內容。

長期又深入的對外關係

過去在三星裡，針對握有主要決策權的對外團體或個人（政府或國會等）的業務，稱為「涉外」；後來則統稱為「對外合作業務」。

所有對外合作業務的基本，就是在進入立法階段時，就反映出三星的立場。負責國會的主管，以常任委員會幹事和委員為主要攻克對象。監控定期國會在國政監察期間的主要常任委員會動向，是各個子公司必須負責的日常工作。三星針對青瓦台、政府、國會的對外合作業務，集中由未來戰略室企劃組負責。

三星的對外合作業務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和三星有利害關係的意見領袖，絕對不會砸錢讓這些人成為友軍。時常面對面的接觸和小禮物、長期的人際交流，為其特徵。三星集團曾有一位主要負責中央某經濟部門的主管，在該部門的五百多名職員中，他可以和包括女職員在內的三百多人以電話交流。

三星等於老大哥

三星直接干預新聞媒體的歷史十分悠久。從1960年代的《中央日報》和東洋廣播（TBC）開始，至今仍掌控以《中央日報》和JTBC為代表的中央媒體集團。三星也是《韓國經濟新聞》的第二大股東，參與其事業的經營。

三星和新聞媒體之間的紛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以1990年代《朝鮮日報》和《中央日報》分社的糾紛為導火線，所引發的衝突。在將近一個月持續不斷的衝突過程中，《朝鮮日報》報導了近九百多件與三星相關的新聞。最後包括《中央日報》在內的整個三星集團向《朝鮮日報》投降，才總算結束了這場糾紛。

但隨著三星日漸壯大，新聞媒體的事業環境卻逐漸惡化之情況下，三星的影響力已經到了獨步天下的程度。最近，三星和《電子新聞》之間連續六個月的糾紛，算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以下是《今日媒體》（Media Today）（譯註：原為全韓新聞媒體工會成立的勞工報，近來成為評論媒體的左派刊物；主要批判保守派報社，報導一般媒體不敢報導的社會問題）刊出與該糾紛相關的部分社論內容。

《電子新聞》對於三星電子Galaxy S5零組件採購問題的報導，在經過了六個月後，於9月25日承認錯誤報導，登出更正報導。這也等於之前堅持非錯誤報導，拒絕三星要求的《電子新聞》，宣布投降。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三星電子以金錢迫使一家報社屈服的嘴臉。⋯⋯自從《電子新聞》刊出採購問題的報導後，三星電子就斷絕了廣告委託，同時對記者提出巨額訴訟，不斷以金錢誇耀自己的力量。三星不以法理或溝通，而是以金錢的威力迫使一家報社屈服的做法，對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是一大傷害。三星應該要知道，其後果將由三星電子獨力承擔。

三星電子和《電子新聞》之間持續六個月的對立，讓三星電子意圖掩飾的許多問題點，在電子產業專業媒體深入探討的視角下，暴露於世人眼前。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新聞媒體對擁有強大權力的三星所起的牽制作用，對三星而言，實不失為一個反躬自省的好機會。所以，當三星在這起糾紛中認為自己獲勝之時，也別忘了，可能因此迎來另一個悲劇。

然而，三星不只改變了新聞業的結構，也改變了部分記者的意識結構。自十餘年前開始，主要報社中「三星獎學生」的名號，如今已成了「三星臥底」的可笑稱呼。三星獎學生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三星獎學生不只分布在各大媒體間，連政府、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市民團體中，也都不乏這些人的存在。

報社出身的記者們跳槽三星，這也成了一大問題。當然，職業的選擇，是個人自由；媒體人也不是公務員，並非退休禮遇的對象。但問題就在於，負責報導三星消息的記者或主編、媒體高階幹部，都有著日後跳槽三星的念頭，在採訪、報導、播放時就會有所偏頗。再者，各媒體的高階主管如果對編輯部或製作部在報導三星相關消息時，做出具有影響力的發言或行為，也會形成很大的問題。

＊本書由曾任職三星集團的專欄作家沈正澤著，除了第一手觀察寫出三星的企業文化與成功的祕訣外，更探討全球關心的三星集團接班問題。本書已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