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到來前夕，德國發布「女性主義外交」方針，旨在提升全球對女性及性別議題的關注。不過旅居德國的《彭博社》專欄作家克魯斯認為，為此外交政策貼上「標籤」並非明智之舉。另外，同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的法國，希望和我國合作提升防止家暴及性犯罪零容忍。
法國早在2019年啟動女性主義外交（feminist diplomacy），且在包括法國在台協會在內的全球駐外館處設置相關業務負責人，以提升女性和性別平等意識及推動合作。據悉，女性主義外交的業務負責人除了對外推廣，對內也協助解決因性別的不公平事件。
隨著我國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法國希望與我國在防止家暴、性犯罪零容忍等領域合作，提升執法人員和大眾對這些事件的認知。法國推動女性主義外交要滿4年，儘管駐歐洲的女性使節比例增加2.5倍，但女性在大使總數占比仍未有半數。
#CSW67 | Secretary of State @MarleneSchiappa presented France's feminist diplomacy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La France à l'ONU (@franceonu) March 6, 2023
Her message: let's make women's voices heard! #letsgetloud pic.twitter.com/MwZ1mYweHw
女性主義外交最早由2014年時任瑞典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öm），屬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她強調，此外交政策能「對抗體制與全球讓女性處於次等地位」，是達成瑞典外交發展與安全政策目標的「先決條件」。不過右派政府2022年10月上台後，隨即宣布捨棄女性主義外交。
法國外館均設性平負責人
新上任的瑞典外長比爾史特龍（Tobias Billstrom）屬於中間偏右的溫和黨（Moderate Party），而他2006年成為瑞典首位入閣的公開雙性戀者。對於捨棄女性主義外交，比爾史特龍強調，性平是瑞典和本屆政府的基本價值觀，不再用「女性主義外交」的表述，是因事物表象的標籤往往會掩蓋內容本身。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1日宣布女性主義外交方針，成為醉心推動此外交政策的國家。約80頁的方針提到，德國會在全球提供涉及性別議題的人道援助、確保女性和弱勢族群的經濟參與，並考慮氣候及能源外交政策中的性別議題，且會設置「女性主義外交大使」一職。
《彭博社》5日刊登克魯斯（Andreas Kluth）的投書，提到貝爾伯克所屬的綠黨2021年協商組閣時，就把女性主義外交寫進協議中，當時德國外交人員就想知道會是怎樣的政策，但方針出爐後，並未解除對此外交政策的困惑。他以伊朗為例，直言不論是否為女性主義外交，西方國家只是譴責迫害人權。
2022年9月，22歲伊朗女性阿米妮（Mahsa Amini）因「未依規定戴好頭巾」，遭巡邏街頭的「道德警察」逮捕、拘留、毆打，3天後不幸死亡，警方則謊稱死因是「心臟衰竭」。此事點燃伊朗女性怒火，走上街頭表達不滿。經歷近3個月的示威後，伊朗表示「已廢除道德警察」，試圖平息事件。
「女性主義」外交該怎執行？
克魯斯稱，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伊朗有主要利益，即留住《伊朗核協議》，防止伊朗發展核武，因為會威脅到全球，特別是以色列的安危，其為德國採取行動的「政治事由」（raison d’etat）一部分，所以當伊朗女性示威時，西方國家只是譴責伊朗迫害人權，之後又恢復往來。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s beginning to sound an awful lot like virtue signaling to domestic, rather than foreign, audiences..." https://t.co/e2aTX6qSMX via @opinion @ABaerbock
— Andreas Kluth (@andreaskluth) March 5, 2023
克魯斯強調，如同1995年時為美國第一夫人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向聯合國表明「女權即人權」，各國外交政策應把女性遭受的迫害及不平等納入考量，只是人權也涉及族裔、宗教少數群體，還有生活受到氣候與戰爭波及的人民。他提問，既然女性主義外交要協助所有弱勢族群，又為何要冠上女性主義？
克魯斯說，若以強硬方式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恐怕會適得其反，像是瑞典曾抨擊沙烏地阿拉伯女權紀錄，結果沙烏地和瑞典關係冷凍約1年，當雙方恢復往來時，沙烏地女權沒有任何改進。他認為，女性主義外交形同落入所謂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爭當中。
克魯斯指出，從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到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現實主義者，「他們相信外交屬國家利用政治算計來得到利益，與道德問題無很大關係」。理想主義者則認為，外交不單要接納道德規範，甚至是重心。
克魯斯表示，格勞修斯（Hugo Grotius）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即屬理想主義。「瑞典已理解，德國仍須學習的是，外交政策必須在利益和理想、權力與良知、同理心等兩極找出持久的平衡點」，他寫道，「這就是為何（美國）國務院不常加上標籤。如果堅持要為外交政策加上形容詞，就要『夠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