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於1月24日接受美聯社專訪，以大篇幅討論教廷與中國政府的互動，其中教宗方濟各提到：
如果在義大利有問題，我們說我們有一個總理，誰解決和什麼時候解決，誰頒布法令。我們有議會、有法令。在中國，他們有非常不同的省份，有時不同的地方政府也不完全瞭解情況，有時在全國性會議中也會有不同意見。我不是說內部鬥爭，但內部有不同的觀點。
所以，在一個省做什麼，一個省長在一個省內這樣做了，也許在另一個就沒有；一個更封閉，另一個更開放……我們必須這樣看待中國，因為它有不同的省份，這是非常多樣化的。中國是一個世界。我們必須耐心地和中國打交道。我佩服中國人。
教宗的觀點顯示教宗方濟各確實知道中國政治內部發生什麼事。然而卻也顯示教宗方濟各未必瞭解「中共執政」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長期觀察教廷與中共關係的研究者，時常不明白，明明2013至2015年間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執行一系列「宗教中國化」政策，溫州「三改一拆」拆毀上千座教堂，更推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要求教會不得在教堂頂端立十字架，十架只能平貼建物等等。外界普遍認同，中國基督宗教遭遇近20年來最嚴峻的危險。
然而，教廷卻選擇在2014年與中共建立改善雙邊關係的聯合工作小組？道理是什麼？教廷難道故意棄其他基督宗教教派不顧？
教宗方濟各此次對美聯社的談話，解惑我們的疑問。從這次教宗談話透露教宗其實掌握大量來自中國的內部資訊。
這些內部資訊讓教宗知道浙江「拆毀教堂」只是中共政策試點的其中一個做法，在「宗教情感」的考量下，[1]其實中國也有其他地方是對天主教會相對寬容，例如被中共中央評為宗教中國化典範的江蘇。
這就是教宗願意在這個期間與中共展開對話的緣故。教宗方濟各坦言，「中國並不容易，但是我確信我們不應該放棄對話」。[2]
然而，教宗對「中共執政」的解讀，卻也是被這些錯綜複雜的央地關係和試點作法所誤導。中共強調實證，政策要先行試點才能拍板定案。不過這些試點作法，即便最後沒被中央採納，也不等同於被中央認定是錯誤。反而正是在中央許可的範圍下，地方採行了這樣荒謬的政策。而且中國共產黨員都在同樣一套中共升遷體制下，透過這些「實踐」來角逐升遷，教宗方濟各過度看輕「中共執政」一體性的「集權」特質。
教宗方濟各忽略了，中共各省分縱然在實踐作為有所不同、央地政策未必和諧，然而，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黨，而不是有多個分部、多個構想，中國並不是美國的各州自治。特別是在習近平「大一統」的時代，這些作法必須是在同一套方向及「思想」下的試點，而不是根本上有些地方「更封閉」有些地方「更開放」。如果沒有中央允許，地方官員不會冒著被革職的方顯去葬送自己的職業生命。
至於教宗方濟各是真的認為中共治下的省份擁有獨立自主性，或者這只是教廷與中共中央為了要進一步推進關係的外交辭令，只能等著更多未來的發展來印證。
從另個方面來解讀教宗這次的談話，教宗似乎也透露了教廷與中國的談判，將有嶄新作法，特別是外界關心的「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主教任命臨時協議(Accordo Provvisorio tra la Santa Sede e 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sulla nomina dei Vescovi)」。現在教廷與中共的談判，已經從初步與中共中央對話，進展到與地方政府的溝通，特別是在實務作法的磋商。
這正是當初教宗展開與中國談話的目的，也就是實地踏上中國各片領土，瞭解天主教會在當地的真實情況。
此前2022年9月教廷與中共再度延長「臨時協議」時，許多論者提到，教廷似乎展開與中共討論教區劃分的問題。教宗這次談話說到「它（中國）有不同的省份，這是非常多樣化」，我認為這就證明教宗對於下階段與中共談判的主要標的，至少包含最終解決教廷與中共對於教區劃分的差異。
這些教區劃分落差，主要是因為教廷自韓戰爆發後，外國籍傳教士陸續遭到中共驅離或殺害，教廷駐中國大使亦在1952年遭到驅離，導致教廷無法直接參與中共對於省分重劃的過程。教廷大使離開中國大陸70年以來，中共基於人口變動等因素，重新劃分省分及自治區，並依此交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重新規劃教區及教區數量，進而導致現在中共認定的教區及教廷認定的教區有出入，不僅數量不同，劃分方式也有差別。
最近關於主教任命的爭議，教廷指責中共自行任命主教，違反雙邊協議。外界多認為這反應出教廷與中共關係的衰弱，可是我反而認為，這代表中共與教廷的談判進入深水區。教廷與中共現在不只要討論「主教任命流程」，更要開始討論過去擱置的「教區劃分」。
教區劃分是更深的深水區，因為不只涉及主教人選，更包含這些中國可以有多少和有哪些合法的天主教組織，同時也涉及金錢－亦即教區教產。[3]依據天主教規定，教區及教區神父是可以擁有財產的組織及個人，涉及龐大財產的歸屬，教廷和中共必須共同面對未來如果統合教區劃分方式後，財產及人員歸屬的移轉如何進行？會否造成中國天主教內部的動盪與矛盾？這些問題都相當令人頭疼。
多數台灣人可能覺得，教廷只要不與中華民國斷交、不要傷害我們國人國際尊嚴和個人情感就好，其他事情我們不必管也管不著，更何況多數台灣人並非天主教友。然而，如果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只停留在維持現狀，恐怕長久之後並非好事。
中華民國在台灣數十年來，與教廷之間的合作並非空白。冷戰時期教廷及神職人員穿梭在國際間，為美國及各主要國家支持中華民國，所做出的貢獻，台灣國人不應漠視。而教廷及台灣天主教會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基於教區財產的紛爭，或是關於天主教會所辦私立中小學校能否教授天主教課程等議題，也尚未獲得良善安排。
看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可以當作看戲，持續關注進展就好。然而，作為台灣天主教友，卻實在憂心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友誼可以如何再往前進？
[1] 郭承天，大陸《宗教事務條例》與「宗教中國化」(China’s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展望與探索(PROSPECT & EXPLORATION)，頁25-26，第15卷第10期，2017年10月。
[2] 民報，教宗指中國問題「並不容易」 但不應該放棄對話，國際中心，2021年9月2日。
[3] 凃京威，先搞清楚「教區」和「修會」有什麼不同，才能好好認識天主教會的使命，關鍵評論網，2023年1月29日。
＊作者為博士生，教宗方濟各發起之The Economy of Francesco青年學者，著有《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