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今年有十六所大專校院申請調漲學雜費，創歷年新高，在教育部審議下，僅通過中興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兩校可調漲二％。此事之後，多所私立大學都表達經費不足、辦學困難，不滿意如此結果。而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則強調一所都不能漲。各方爭執點多聚焦在「漲」，但「漲學費」近年來私校校園中引發之爭議，其結構性因素恐怕更應該被關注，那就是公、私立大學的學生之「階級背景」差異愈來愈大，阻滯了過去透過高等教育而行之「社會流動」。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曾公布2015年綜合所得稅資料，可看出台灣家庭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所得前5%的家庭，年所得高達471.5萬，最後5%卻只有4.7萬，兩者相差開始超過了100倍，而2005年時兩者只相差55倍。換句話說，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且惡化。以往，接受高等教育曾是貧窮家庭的年輕人翻身，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但現今，公、私立大學中，學生家庭的社會背景和弱勢生比例，卻呈現出高社會階層、都會中出身者佔公立大學學生比例愈高，私立大學中的中低社會階層背景學生和弱勢生比例高。用簡白的話來說就是，窮人家的小孩更難進台清交了，反需以背學貸方式就讀私校，教育領域也呈現出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情況。這正是為何私立大學中，校方因辦學成本增加，學生數減少等各項因素，亟於爭取學費的調漲時，校方和學生間會因為漲學費而產生巨大爭議衝突的最根本因素，亦即，近年來整體私校生背景結構變化恐是要納入考量的。
根據教育部對101學年度弱勢生學生比例最高和最低的學校的統計資料，弱勢生在前段10大學中佔比極低，平均粗估在0.65%左右，亦即不到1%，這些學校多是國立大學，例如陽明大學、台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但在弱勢生比例最高10所學校中，可以高達到將近10%，且多為私校，例如和春技術學院(9.89%)、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29%)、高鳳數位內容學院(8.15%)…等，而這些私校有些現今已退場。
台大教授駱明慶曾就台大學生特質發表論文指出，台大生大多來自雙北，以大安區比例最高，其父親是中高白領階級、公務員的比例高達 77.5%，之後研究則顯示因繁星計畫，確實略縮小考取台大生機率的城鄉落差。然而其報告中明述了，約二分之一台大生來自全國所得收入高的雙北，大安區的就佔了5.9%到6.89%。媒體和社會在其研究發表後也曾質疑高教體系可能助長「菁英世襲」、「階級複製」的情況。
目前國內或許尚未有針對私立大學學生家庭背景所進行之系統性研究，然而以筆者任職私校之觀察，由於少子化，私校所招到的學生之平均級分逐年下降，學生之家庭背景則呈現極化現象。私校學費高出公立大學甚多，有更多來自中低階層或弱勢學生需打工或背負學貸。這些情況讓我們或可思考，私立大學在漲學費的議題上，校方往往以辦學困難、視學生為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事情，把反對或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定義為「少數」，卻未檢視大環境中私校學生的家庭背景這些年來在急劇變化中，這可能才是問題更爭議不休的根結。
除了繁星計畫之外，根據教育部網站，其中載明，為保障弱勢學生的受教權及促進社會階級流動之教育目的，教育部針對弱勢學生，自104學年度起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簡稱起飛計畫）。顯然地，教育部或也注意到此結構性因素，只是，所見所做的恐未能趕上實際的整體環境中的變化速度。筆者呼籲，在漲學費的議題上，教育部和私校不宜把學生界定為「少數」，或採取任何圍堵言論的方式來處理，反而應檢視這個問題的結構性因素。 （相關報導： 戴伯芬觀點：大學調漲學費的震盪效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私立大專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