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日舉辦中國細微觀察第3場思沙龍「專制社會有『社區』嗎？—中國社區改造的曲折路」，邀請前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理事長盧思岳與談，並由前台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主持。盧思岳表示，鮮少有人看見「社會面的中國」，實際上中國近年民間社會組織數量飛速增長，也更多的推動社區營造，台灣人恐怕實際上看不到一半的中國。
盧思岳指出，社區做為人類群居生活的基本載體，無論是哪種體制的社會都會有社區。消極而言，社區的定義是一群人生活在同一區域，彼此有共同的利害關係；積極的定義，則是要加上「有共同意願和行動去改變某些不滿意的現況」，而專制社會當然也有社區，並且也越來越多。
盧思岳表示，台灣有7747個村里、6943個社區發展協會；中國則有48.9萬個村委會、11.7萬個居委會，合計60.6萬個社區，在中國憲法上，社區是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過在長年運作下，已經行政機關化，村委會、居委會成員都有工資補助，未來的目標就是強化作為自治組織的功能，推進社會減負增效，已陸續展開龐大的改造工程，但未來也難以去行政機關化。
長年投身兩社區發展交流授課的盧思岳也說，他之所以積極推動兩岸社區工作交流，是因為第一部門（政府）在政治面的交流，不是停滯對抗，就是基於各種顧慮爾虞我詐，不管哪一黨執政都是如此；第二部門（企業）在經濟面的交流，則早有許多台商投入；而第三部門（NGO/NPO）在社會面的交流，最沒有利益包袱，為照顧弱勢及解決問題而努力，是兩岸交流最重要的一條道路。
盧思岳認為，第三部門中的社區工作交流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扎根最基層、範圍最廣闊、面向也最多元，透過這種溫和漸進的改革交流，可以增加兩岸民間社會彼此的了解，讓基層的社會實踐者在日常生活中看見彼此並互相理解，兩岸人民間的善意就能從中發展。
盧思岳說，常有人問他中國是否真的有第三部門，不過最新統計顯示，台灣的人民團體有7萬3314個，中國的民間社會組織則有約90萬個，其中最多的是民辦非企業（民非）。而2017年統計時，中國僅有約74萬個社會組織，5年內就增加16萬個，這還是在中國嚴格管理下的結果，因此兩岸的共同趨勢，就是第三部門的社會參與及社區治理。
盧思岳：多數台灣人只看到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面
盧思岳提到，台灣人只看見半個中國，多數人只從媒體上看到中國的「政治面」，但其實不瞭解其政治體制；也有許多人從陸客、外貿、影視等地方，看到了「經濟面」的中國。但實際上，大多數台灣人沒有看到「社會面」的中國，不知道中國近10年來已經產生90萬個社會組織，即使長期住在中國的台商台幹，大多也對社會面的中國是一知半解，說台灣人只看見半個中國，還算是有點高估了，恐怕不到一半。
盧思岳說明，台灣的社區營造從1994推動至今已有28年，是一項以公民社會為願景的社會工程，也被視為是一場寧靜革命的社會運動，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社區營造也持續加碼多種政策，20多年來政府的政策導向和資源挹注，加上民間社區的實踐辯證及反饋，為社區營造奠定穩固基礎。
盧思岳指出，社區營造的1994年，在政治面上是解嚴7年、開放黨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經濟面上則是中產階級漸趨成熟穩固、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面上則是威權體制瓦解及社會力全面開放、到處都有街頭抗議，當時就是在政治民主改革告一段落後，人民開始爭取經濟民主及社會民主的情況，社區營造其實是當時主客觀環境下催生出的產物，是歷史的必然而非偶然。並且相較於社會運動，社區營造付出的成本最低，更是溫和、正面且漸進式的公民參與，藉以形塑地方基層賦權、培力的實踐。
汶川大地震成關鍵轉折 盧思岳點出中國社區治理改革2階段
至於中國，盧思岳指出，在改革開放以後，計畫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農業社會也轉向城鎮社會，伴隨造成的就是改革開放前的基層管理體制發生問題，官方辦事處和民眾自治組織功能重疊，加上公共服務和社會參與嚴重不足，因此形成了社區治理改革的需求。
盧思岳進一步提到，中國社區治理的改革分為2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到2008年，期間強化街道辦事處的管理服務功能，並將街道社區化，以社區建設作為政策主軸；2008年以後，居委會逐漸成為基層社區管理及服務的載體，開始形成多元共治體系，社區治理變革也逐漸由城鎮向農村擴散。而其中的轉折點就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讓大量的志願者投入救災及重建工作，輔以各省市的政策開放，致使社會組織開始蓬勃發展。
盧思岳說明，2010年的十二五計畫，也提出了社會治理的政策目標，而社區就是社會治理的最小單位，因此推進社區治理就是最基層也最重要的策略，加上創新的社會治理是從「社工（服務）」向「社區（自治）」轉進，及中國基層也缺乏相關人才，因此才促成近十年來兩岸社區工作交流的全面開展。
盧思岳也說，2012年中國的十八大中，首次將「社區治理」寫入黨的綱領性文件；2013年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則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2017年更提出加強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總體目標，目標是到了2020年，基本要形成基層黨組織領導與基層政府的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
盧思岳提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任時，曾說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努力目標」，台灣人和美國人只看到前者，但中國人民很在意的則是後者。因此中國當局這幾年才開始重視「辦小事」推動社區營造，但落實基礎社區實踐，也何嘗不是台灣人、美國人的嚮往？兩岸人民應彼此看見、交流及善意對待，才是兩岸和平的最大保障，如果兩岸一起做公益、為地方造福，這樣對岸還會喊殺喊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