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國防部長、現任台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輔會）主委馮世寬今年三月在台灣立法院說，他不去辯駁相關議題，但他說「銅像在那邊不會講話、不會走路，也沒有人膜拜......拿走（銅像）台灣歷史就少了一段」。他認為該讓世界看到台灣人包容歷史，「至於功過，後人自有評斷」。
不過，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黃長玲則在台灣國史館的一場演講指出，歐洲轉型正義移除銅像的作法也引來不同國家內部的爭議，應能讓台灣借鑒。
黃長玲以西班牙為例說，該國在民主化後30年後，仍不處理威權象徵，全國不滿前獨裁者佛朗哥（General Francisco Franco）的銅像跟以其命名的紀念街道，情況直到2007年，西班牙國會才通過法案，決計徹底移除這些銅像及以將以佛朗哥為名的街道改名。
黃長玲還表示，以東歐國家烏克蘭為例，列寧從未統治過烏克蘭，但其銅像對烏克蘭人是象徵前蘇聯對該國之壓迫，因此在2014年開始針對列寧銅像抗爭，在2015該國立法全面清除銅像，在於公共空間不可以有列寧銅像，但不干涉人民對列寧的紀念活動或收藏。
目前台灣「促轉會」也在研議將公共空間的蔣介石銅像移除，但不干涉民眾的政治活動。
「轉型正義」的挑戰及爭議
回顧台灣2018年官方成立「促轉會」便是希望從事追查真相，修補社會裂痕的工作。
李怡俐說，因協商式民主轉型的路徑，在民主轉型之初，台灣是先處理爭議較小的「受害者賠償」議題。但是，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與推進，在民進黨於2016年獲得總統大選與國會多數席次後，官方「轉型正義」的機制趨向多元化，同時力道也加深，例如在政治檔案的收集處理以及探討加害者區辨與責任劃分等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促轉會」稱已經撤銷在台灣38年戒嚴時期的「不法判決」約6000多件，並由台灣總統蔡英文向當事人及家屬代表政府致歉。
但是，「促轉會」也在台灣藍綠政治對立仍深的情況下，在推動許多工作下遭遇挑戰或批評。
2018年，時任「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被披露的內部會談中，指出「促轉會」就是「東廠」，引起軒然大波。之後，有社會輿論持續抨擊「促轉會」已經成為政府「打壓政敵、整肅異己的工具」。
但也有19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大佬、前政治犯陳婉真在台灣媒體"優傳媒"撰文抨擊「促轉會」的腳步太慢，「拖拖拉拉」。陳婉真指出，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規定所有曾經的『加害者』一律不得擔任公職，也不得參與選舉。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取法的措施，政府更應加快腳步，盡速推動，否則像現在這樣拖拖拉拉，才是對社會的二度撕裂。」
這些不同意見都顯示出「促轉會」面對台灣不同社會意見遇到的困難重重。
李怡俐強調，「轉型正義」涉及到法律，還有政治道德以及歷史辯論等的複雜問題。「促轉會」與社會各界，特別是與相關公民團體的溝通仍顯不足。
「促轉會」代表葉虹靈則說，這幾年來，台灣年輕一代可能較沒有族群或意識形態包袱，所以開始有了各種投入，包括歷史挖掘、藝術創作等，都有很精彩的表現，這也是「轉型正義」與社會對話重要的工作之一。
針對國民黨指責「促轉會」是「仇恨會」的批評，葉虹靈向BBC解釋說，「轉型正義」的重點是國家反省自己犯下的錯誤，不是仇恨。她補充說：「國民黨作為當年黨國體制的主導者與繼承者，我們還是期待該黨能夠懇切面對歷史，可以從如配合檔案的徵集做起，讓這些資料成為全民共享資源。」
李怡俐則強調，「轉型正義」是讓走過威權時代統治的社會及人民，建立更健全憲政制度與民主文化的重要工程，「這些都不能光靠促轉會一個機構去做，倘若如此，反而有可能讓促轉會的言論形成另一種霸權，壓縮台灣社會的對話空間與改革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