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
失敗者回憶錄04：煎熬
從深圳闖關回到香港，驚魂初定，卻感前路茫茫。邊防人員說「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規定」，而我在無法照那個新規定做的情況下，意思就是不能回來了。除非規定改回正常。這不是我能夠預知的情況，即使改正了我也無法知道。也就是說，如果我還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預知的生命賭博。更擔心的是麗儀的遭遇，她雖然性情溫和，但對於是非一向很堅持。她說中共文件指「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那麼若要她指證我是「特務」，就她個性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我已經見識了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難再堅持。那麼，我們的婚姻關係就要破碎。我很難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情況。而更壞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務」，坐牢、槍斃都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兩個可愛的女兒怎麼辦？我每天想這樣的結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文革以來，有什麼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體大量報導，許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識分子被揪鬥，老舍自殺，從香港回國的兵乓球名手容國團自殺，許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批鬥、虐待，我在北京和廣州的兩位叔叔及其家人沒有消息，我在大陸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這些都還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文革開始時，在中國，接聽電話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聲叫「毛主席萬歲」，把人嚇一跳。過中國海關時，有段時間海關被紅衛兵奪權，過關時關員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語錄」，然後問我「來深圳做什麼」，我說「看我的愛人、小孩」（那時在大陸都把妻子、丈夫叫「愛人」）；問「看他們做什麼？」答「講講話啦！」問「講什麼？」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無知的問題。
那時候，一切都顛倒。乾淨整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習性，骯髒才是無產階級本色；禮貌是資產階級思想。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連動物都有的母愛天性也被指為「資產階級」。還有什麼奇怪的、顛倒的事情不會發生？
我睡覺、起床、工作、寫稿，每月繁重的編輯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著卻總像有一根刺頂在心中。
我去找麗儀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哥哥。他沒有為自己妹妹著急，而是鎮定地說，如果你沒有做什麼事就用不著驚怕。言下之意是他的黨性凌駕了對他妹妹和對我的信任。
《七十年代》的出資者上海書局是華僑「愛國」資本，但我的實際領導人則是中共出版界的藍先生。更高級的唐先生，那時已經找不到了，據說他也被調回大陸批鬥。我把遭遇告訴藍先生，想他通過組織關係去溝通，至少讓深圳專案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務，而是在中共領導的雜誌擔任總編。但他聽到我說麗儀受審查，即不作聲。於是，我知道他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想淌一個嫌疑人的渾水，或者相信組織多於相信他自己對我許多年的了解判斷。
我每月寄100港幣給麗儀，並到銀行去拿有她簽收的回條。從回條中知道她仍然活著，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聯繫。
整整3個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強支撐著近乎崩潰的精神，維持雜誌按月出版。
失敗者回憶錄05：傷痛
審查者問她，你在深圳工作，怎麼配合你的特務老公，向他提供機密情報？麗儀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她說：我老公是不是特務，我不知道就相信黨吧，但我自己是不是特務，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們這樣說，我連剛才同意他是特務的話也要收回了。於是引來更大更嚴厲的折磨。
三個多月後，我收到麗儀的來信，簡單寫著：「你好久沒有回來了，收信後的星期六回家吧。」我反覆讀著這一行生命中最珍貴的字。這意味她已過關。我沒有考慮會不會還要我到原籍報戶口的事。我太想念、太渴望見到、太想知道她的現況了。回原籍這樣的事還顧得上嗎？
週六我回深圳家。這次公安局沒有叫我回原籍報到，看來荒謬的規定取消，一切又回復原樣了。
麗儀沒有說什麼話。晚上，她凝重地對我說：「如果下次再去香港，我不會回來了。」這句話，意味著她的徹底改變。
本來這是正常人都會作的選擇。但愛國愛黨的人不是正常人，他們是非常人，實際上可能是反常人。在1949年以後，絕大部分在大陸生活的人，到了香港都不會回去。更有川流不息的大陸人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方式，千方百計要到香港來。可是，麗儀自從1954年到廣州升學，後來到廣東寶安縣觀瀾教書，再從觀瀾調到深圳，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寒暑假都獲批准來香港，而她也每次都在開學前回去。每次回去都與我依依不捨。我父親和許多朋友都說可以在香港給她找到工作，她一直拒絕，因為祖國培養她，要服從組織分配，她不想做「外流分子」沾上人生「污點」。她不是正常人。我沒有勉強她，所以我也不是正常人。
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接著復課鬧革命，學校成立革命委員會，然後是軍管，由不懂教育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軍人當革委會主任，即學校領導。麗儀作為物理課教師，被指派去上政治課，上唱歌跳舞的革命文藝的課。在非正常環境中，學校也沒有了寒暑假，申請去香港是想都不要想了。
晚上，她告訴我不久前患了肺病，還吐了血。叫我下週買些治肺病的口服藥給她。
當晚，以至此後相當長時間，她都沒有跟我講那三個月受審查的經過，她不願碰這傷口。但我感覺她像是清醒過來那樣意志堅定。9歲的女兒那三個月照顧媽媽，幫她拿飯，倒水，洗衣，她也因為「特務爸爸」而受到同學欺凌、毆打。幾十年之後，女兒才跟我說起那幾個月的細節。妻子後來說過兩件事。一是關於我寄給她的信，儘管絕大部分她都已經在文革開始時因警覺而燒毀，但仍然有小部分後來寄去的信沒有燒而被搜查出來，審查者用高度警覺懷疑的眼光，去放大推敲信中每一句，極盡無聊無知和侮辱之能事。比如我提到一些共同認識的朋友，用了朋友的英文名字，就被審查者追問是什麼外國人？是英國還是美國？麗儀說是中國人，他們就大笑：「你當我是小孩子呀？中國人會用洋名字？」
另一件是要麗儀承認她老公是英國特務，麗儀說我們中學時代就認識，長期深刻了解，這是絕不可能的。審查者就說，組織已掌握充分證據，你是相信黨還是相信你老公？中國共產黨是如此偉大光榮正確，她老公是如此渺小窩囊錯誤，她怎麼可能說她相信老公而不相信黨呢？但隨後審查者問她，你在深圳工作，怎麼配合你的特務老公，向他提供機密情報？麗儀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她說：我老公是不是特務，我不知道就相信黨吧，但我自己是不是特務，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們這樣說，我連剛才同意他是特務的話也要收回了。於是引來更大更嚴厲的折磨。不過，她說也可能是因她的強烈反應而使她終於過關。
相對於許多人在文革所受的殘暴對待來說，麗儀這幾個月真不算什麼。但她說那時候總的感受，像天塌下來一樣，她甚至希望大地震，所有人一起死。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