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北京對香港公民社會的鎮壓會持續，新聞媒體丶文化人的創作跟教育界也會持續面對打壓。
德國之聲：香港政府加強打壓力道的同時，越來越多公民社會團體被迫解散，越來越多知名香港人士宣布離開香港，跟你一樣選擇流亡。你認為國安法下的流亡潮，會不會讓香港內部抵抗的力量越來越小？
張崑陽：當然不可能說在香港政府加強打壓力道的同時，公民社會團體的消失不會對社會造成影響。我不認為這代表香港公民社會會消失，我反而覺得這更加證明下一階段香港本地的反抗運動會地下化，透過人與人的連結，以非傳統組織的方式去推展工作。我希望他們能藉此保存公民社會現有的力量。
短時間來看，中國政府在思想上很難對香港公民社會進行洗腦，或是完全消除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反感。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我們找到方法去保存思想，不同人在地下化的組織推動不同的工作，我覺得香港本地的抵抗運動還是很有希望的。
我認為香港社會現在像是蘇聯時期東歐的公民社會，就是以地下化的方式去推展不同的工作，保存一些不同的思想。他們能透過在這些夾縫中生存，保存了一些公民社會的力量，然後在未來發展出一些可能性。
德國之聲：對於流亡海外的港人來說，接下來國際游說工作最重要的目標會是什麼？
張崑陽：過去的國際游說工作大概有兩個方向，我們現在也應該要延續那兩項工作，因為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完成。雖然一些國家都推出便利港人尋求庇護的「救生艇」政策，但其實像美國仍未通過對香港很重要的援助政策，但他們一旦通過了，就會對港人非常有用，所以各國的救援港人政策仍然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雖然各國政府也制裁了不少香港跟中國官員，但我希望未來他們能擴大制裁的範圍，可以將目標轉向大型中國金融企業，對他們一些金融系統產生影響，這樣才能更加影響中國政府經濟上的命脈。
我認為未來的倡議工作仍能有兩個主要方向，但這需要海外港人共同努力，達成共識。比方說，海外港人能否透過各國政府的支援去維持他們的活動或社群連結。現在已經很多人都逃亡海外或移民，而我們也知道香港政府不代表許多香港人，那有沒有可能外國政府可以幫助港人在海外有社群連結，不一定要是很政治化，甚至可以是身份認同或歷史文化的傳承。
我相信這些行動在外國政府的支持下是有可能推展的。我相信各國政府內部現在有一些類似的想法，考慮是否資助港人在海外的民主運動，讓他們能發展出海外社群。第二個倡議行動能努力的是，有沒有可能當國際社會認同一國兩制已經瓦解時，大國的政府去聯合國做出相關的申訴，討論如何進一步因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而制裁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