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接紀錄片時，周導演也經歷很大的情緒波伏，糾結如何保障受訪者安全，擔心影片成為罪證，一邊剪片，一邊了解到多名片中受訪者已坐牢和流亡，這令他心情更為沉重。
《國安法》實施以後，一些合作單位離隊，除了他以外，所有製作團隊成員也要匿名，他在完成作品後把版權交給海外的人，並銷毀在香港的所有片段。
「現在香港濃罩這種氣氛和壓力，創作也要匿名，我們已經失去創作自由。一些同行朋友放棄了製作自己的紀錄片，把片段交給我，我很痛心，很多人不能夠在這樣的政局和恐懼下去創作。」
他強調，自己的紀錄片不是（追求）客觀中立的新聞專題，沒有訪問任何建制派人士，而是紀錄示威者的故事，並指香港主流媒體已很傾斜於政府和建制的聲音，有責任去讓更多人聽示威者的聲音。
去年年底，兩部講述香港示威浪潮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一些建制派人士及團體指責這些紀錄片美化示威者的暴力。對於這一話題周冠威表示：「在《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中，我當然不想美化暴力，雙方都有出現過暴力，電影中也有示威者圍毆警員的場面，但這紀錄片或我在現場看到，警方的暴力大大超越了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迫於無奈或是情緒下，難以控制地施予暴力，我也不認同。但我們要了解前因後果，這紀錄片就可以幫大家了解歷史的脈絡，而不是單看畫面。」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兩小時半的紀錄片終於面世，他堅持把它稱作《時代革命》。香港建制陣營試圖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視為分裂國家以及等同於「港獨」的字句。
「你在嚇唬我嗎？如果你認為這四個字不能在香港講，你就寫清楚，否則你是散播恐懼，」他說，「這是這場運動出現最多的口號，用這個口號去作為片名很適切，我就是這麼單純，那條法律紅線我不知道在哪裏，法例都沒有寫清楚，倒不如我跟自己的紅線，那就是藝術上的考慮，我要創作自由，不想有自我審查。」
他認為，「時代革命」有不同的解讀，那是大家希望世界變好作出的革新，對未來的美好的盼望。
7月的康城影展，《時代革命》成功申請入圍，影展刻意把他的電影排在閉幕前才發佈，外界認為這是主辦方擔心中國方面的抗議和反對。
周導演並沒有接受康城方面的邀請親身出席典禮，原因是他身邊的朋友說他的紀錄片具風險，到了法國可能無法回港，他為了與最珍重的家人一起，留在香港。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電影面世後，他的生活沒有多大變化，中國官方、官媒或是香港的建制和親北京媒體，也沒有明顯地對他作出猛烈攻擊。
他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並多番警告6歲的兒子，他可能有一段時間見不到爸爸。
在社交媒體上，電影宣傳片引起很大迴響，有人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的一年，大家不敢再提2019年發生的事，差點以為自己當年是發了一場夢，而這部電影引發大家共鳴，證明那是真實的經歷，有人把不能說的東西說出來。
然而，紀錄片短期內在香港上映的機會渺茫，商業戲院不敢播放，地下放映可能招來違法風險，未來可能會透過網路播放。
這部紀錄片已經令周冠威再次失去一些電影投資和其他工作機會。他的下一部電影哪怕與政治無關，也遙遙無期。
他說：「現在有這麼多創傷，我做導演有責任紀錄這些事，我腦海裡仍然非常自由，我不知道腦裡的創作什麼時候可以拍得到，但我會繼續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