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早些時候，一個遊戲行業網站透露，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已於4月1日開始對在中國生產的網路遊戲實行試行審查和評分制度。在新制度下，如果那些遊戲不能充分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確」的歷史觀或中國傳統文化，它們可能會被禁止。
該規則只是中共和國家機構自一月以來採取的旨在加強對政治言論和線上內容的監管控制的眾多新措施之一。即使中國已經擁有強大的審查機制，這些變化也將黨國的權威擴展到了新的前沿，並表明了中共對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和替代權力中心的一直存在的不安情緒。大多數新措施分為三類：精英行為守則，對科技公司的壓力以及對已有數十年歷史的媒體法規的更新。
規範規則以規範精英言論
自一月以來宣布的一系列新規則或更新，加強了對三個目標的言論控制：中共幹部自身，中國記者和娛樂名人。該規則分別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文化部下屬的娛樂業協會發布。這些限制包括禁止黨幹部公開批評中共的決定，拒絕向通過個人社交媒體帳戶發佈被認為令人反感內容的記者續發記者證，以及要求公共娛樂人物遵守15條規則，例如宣傳「黨的路線」，同時不「破壞民族團結」或「危害國家安全」。違規者將面臨停職（或禁演），甚至永久的行業內封殺。
新措施都針對那些已經受到嚴格控制或相對順從的人群，這表明中共對內部分歧持強烈關注，並希望擺脫該國政治，經濟或媒體精英內部的任何潛在反對派。
向科技公司發出警告
最近幾個月，中國當局也採取行動，控制中國一些知名的科技公司。最突出的目標是阿里巴巴。馬雲（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至2019年的執行董事長，也是中共黨員）在2020年十月的演講中批評了中國的金融法規，人們普遍認為這引發了官方報復。在各種針對阿里巴巴的行動中，有一項是這樣的：據報導，三月中旬，當局下令阿里巴巴剝離其持有的大量媒體資產，包括其在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的30％股份，原因是黨內官員越來越擔心阿里巴巴特別巨大的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力。據報導，新浪微博於2020年初審查了關於阿里巴巴高管蔣凡與一位著名的網紅發生婚外情的消息後，中共領導人開始關注科技巨頭們的媒體實力，這導致了中國網信辦（CAC）對其的訓責。
中國科技公司也處於網信辦最近對「自媒體」的打擊的最前線，自媒體即獨立運營的社交媒體帳戶，這些帳戶發佈或評論業務或時事。針對「自媒體」帳戶的新網信辦規定於2月22日生效。根據新規則，「自媒體」帳戶必須從提供帳號服務平台獲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並採取種種限制，其中包括：禁止不實名註冊、禁止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提供新聞訊息以及禁止「利用緊急事件煽動極端情緒」。各平台必須執行這些規定，包括對違規帳戶實施臨時或永久性禁止。更嚴格的執法似乎已經開始。 4月12日，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說，涵蓋軍事事務的許多微信帳戶（包括「自媒體」帳戶）在最近幾週被關閉。
國內企業並非唯一面臨監管壓力的公司。據報導，網信辦下令微軟的專業網路平台LinkedIn（美國在中國唯一未被封鎖的主要社交媒體網站）將新註冊暫停30天，並因其在三月份的政治敏感的“兩會”期間未能採取足夠的內容審查而進行自我評估。 3月9日，LinkedIn表示將「努力確保我們遵守當地法律」。該公司在中國擁有超過5200萬用戶，並在2014年擴展到中國時已同意對內容進行審查，包括防止在中國境內查看海外帳戶的內容。
為新時代更新舊法規
政府部門還發布了對兩項具有數十年曆史的重要法規的修訂草案，以使它們適用於現時代並進一步鞏固中共的領導地位。
首先是1月8日發布的2000年版《互聯網信息服務條例》的更新草案，以徵詢公眾意見。新提案涉及電子商務和線上欺詐等當代問題。但是，它還呼籲執行「網路主權」，並擴大被禁止的線上內容清單，以包括「虛假信息」和「煽動非法集會」或「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內容。
對舊法規的另一項更新草案針對的是私有線上影片服務的爆炸式增長，這類服務可與傳統的站在中共一邊的媒體 -- 如國家廣播公司中央電視台（CCTV）-- 進行競爭。 3月16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NRTA）發布了新的廣播電視法草案，以取代已有24年歷史的廣播法規。 NRTA在解釋該草案時引用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的意見，這些意見表明了黨對私有數位媒體的興起的擔憂，以及整合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以確保中共媒體繼續保持領導地位的必要性。該法律草案首次涵蓋了影片分享網站，互連網電視平台和線上廣播公司，將長期適用於傳統媒體的控制擴展到自1997年全面廣播法頒布以來已經形成的平台。
推動法規增加的因素
該黨國一直在不斷調整和升級其內容控制系統，以消除持異議者的餘波並應對新的威脅，但似乎有幾個因素正在推動這一最新活動的爆發，並影響其採取的形式。
首先是習近平本人。例如，對中國科技公司的鎮壓是從最高層開始的。 三月，習近平號召監管機構加強執法，並親自主持了一次會議，會上官員們呼籲國家「加快健全平台經濟法律法規，及時彌補規則空白和漏洞」。在為數位時代更新舊立法的行動中，習近平的個人風格也很明顯，這反映了習近平「依法治國」的特色手法，或者說是通過立法加強黨的控制。
其次是COVID-19大流行的後果。儘管中共最終控制了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但其最初的官方掩蓋，加上應對（失措）以及該病毒本身所造成的苦難，使該黨對任何潛在的批評都很敏感。對記者和自媒體的上述控制，是在針對政府對疫情管理不當的許多共享訊息（包括調查報告）被發佈後出台的，而這些訊息與報告與官方的說法背道而馳。在危機期間，知名的共產黨員對習近平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這可能導致了針對中共幹部的新規定。在2021年，該政權似乎決心執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所說的對疫情的「正確集體記憶」。
第三個因素是對威脅到該黨對訊息控制壟斷的競爭的焦慮。這說明了中共為削弱中國科技巨頭並打破其在媒體和線上影片服務中的龐大份額所做的努力。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徐麟在2020年11月的演講中警告，綜合媒體可能「淡化黨的領導」，並表示官員必須「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論」。
展望未來
該政權決心在七月中共建黨100週年紀念日和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前減輕公眾輿論的影響，尤其是在面對國際社會對新疆和香港鎮壓的批評日益增加之際。該黨顯然對其最近的歷史和長期遺產所持的批評意見感到擔憂。 4月9日，網信辦設立了一個網民熱線，以舉報「歪曲黨史」、「攻擊黨的領導」或詆毀英烈的網民。那些發表評論的人說，根據3月1日生效的立法，「詆毀烈士」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的監禁。
在這種情況下，觀察人士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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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討論相關的其他限制和懲罰，包括在7月紀念日前後可能的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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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執行新規則和行為準則的報告，包括記者因其社交媒體發文而失去認可，面臨禁令的名人，「自媒體」帳戶被停權以及對黨幹部因公開表達異議而採取的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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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無爭議地順利通過關於廣播、電視和互聯網服務的規則草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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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擁有相對言論自由的其他渠道的新規則和法規，例如基於Clubhouse模型構建的播客或基於語音的應用程式。
無論這些事件如何進行，似乎都可以肯定，中共及其領導人將繼續精緻化和增強已經是世界上最老練的媒體和互連網審查手段。
代安玲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資深研究員。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研究總監，兼《中國媒體快報》主任。該文章的另一個版本還於2021年4月23日發表在「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中國簡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