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大眾的信任跟支持也很重要，我們將指揮中心升級到內閣層級，每天都召開記者會，而且我們開誠布公，防疫措施的資訊也相當透明。
所以，周全的行動、快速反應、及早部署、透明公開還有團結一致都相當重要，不只有及早檢測而已。
問：你能形容20年前的SARS是什麼情況，而台灣從那次經驗學到什麼呢？
陳：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了幾例SARS病例，當時我們還很有自信，因為所有病例都收治在醫學中心，他們有很好的設備、知識跟經驗可以照顧新興傳染病的感染者。
所以我們當時想：「喔，我們還不錯，沒有問題。」但面對新的傳染病，病毒可不在乎什麼國界。如果你自大到忽視它們，就很有可能失敗。
我們處理新冠肺炎的方式，就是遵照我們從SARS裡學到的經驗跟知識。
台灣以前沒有準備好處理任何大流行病的挑戰，我們從改造疾管署開始，還有衛福部、《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的醫療與照護機制，並建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在那之後，我們又處理了來自中國的H5N1禽流感，以及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新型流感，台灣人民跟政府都從這些挑戰學到了很多。
問：與SARS相比，中國政府如何應對新冠肺炎？
陳：武漢讓我很驚訝。
一開始，我們認為武漢（應該會）做得很好，因為中國是被SARS衝擊最嚴重的國家，人們應該學到很多。但當我們派出兩名專家過去（我們在1月6日提出申請，中國在1月11日核准），專家問說：「這些病人住院了，他們接觸過的親近人士呢？他們的家人、同事或同學呢？」結果他們（武漢當局）說：「他們接觸的人沒有肺炎症狀，所以沒有治療他們。」
專家回來之後，我們想：「天啊，這真糟糕。」
因為以任何大流行病來說，治療對病患很好，但不足以壓制疫情爆發。要壓制疫情，一定要多加注意接觸者，他們是最有可能在社區內傳波病毒的人。他們還處於潛伏期，沒有任何症狀，卻可以傳播病毒。
這也是台灣為什麼花了很多心力，追蹤所有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我們會要求他們在家隔離14天，並用電子圍籬系統監測他們。
問：你認為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據說源自雲南省的一隻蝙蝠。
陳：從流行病學家的角度，這場疾病應該是源自最初爆發的地點，從來不可能是從某個地區傳播至另一個地區引爆，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無論「零號病人」是從雲南蝙蝠還是別的來源感染，至少人傳人的狀況是發生在武漢，怪罪野生動物很容易，但是為什麼雲南的蝙蝠會感染到武漢市民？可能是在華南海鮮市場裡，對吧？如果他們真的吃了很多蝙蝠，那就很有可能。人們也懷疑病毒來自P4實驗室（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如果他們運用蝙蝠製造病毒，那也是一種可能性。要知道新冠病毒的來源，就需要調查並公開。
問：你相信新冠病毒出自實驗室的理論嗎？
陳：這是可能性之一。如果人們做研究時不夠小心，可能就會感染。台灣發生過類似的事，2003年12月，在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也是P4級實驗室，一位中校趕著去新加坡參加會議，他處理好了所有事情，但他看到有片垃圾，就徒手撿起那片垃圾並丟在汙物處理箱。
他去了新加坡參加一場SARS的國際研討會，但回來後發現感染了SARS。他沒有傳染給任何人，卻引發了政治騷動，因為那場會議有上百人出席。
他是位非常謹慎的人，也是很好的科學家，他只是犯了點小錯就感染了。實驗室人員感染並不是罕見的事，這是一種可能性，所以才需要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