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普林斯汀在當天晚上，還身負另一種更直接的訊息。演唱會開始前，他對印在門票上的「為尼加拉瓜而唱」口號仍耿耿於懷，因此找來他的西德翻譯兼司機喬治．葛文斯基幫忙。
史普林斯汀在東柏林的飯店與舞台後方，告訴每個人他為何願意前來東德演唱，但就在演唱會之前，他需要葛文斯基的語言技能來幫他把幾句話翻譯成德文，這樣才能解釋給整場的觀眾聽「那大約是在表演開始前的五分鐘，一切就發生在突然之間，」葛文斯基回憶道，樂團已經在舞台上準備好了，某位為安人員跑來找我、對我說：「布魯斯想跟你講話。」於是我走進他的更衣室。他單獨在那裡，手上拿著一支筆和一張紙，彷
彿遲疑了好幾分鐘才開口。他告訴我，他想要在德國講一些話，要我幫助他練習發音。他說，他想告訴人們，他並非出於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來到這裡，而是為了東德人民才來這裡演唱搖滾樂的，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圍牆終將倒塌。
葛文斯基的英文是在他搬到慕尼黑之前，在倫敦當DJ 學來的。他回憶道，當時史普林斯汀對共產黨為他演唱會加上的尼加拉瓜標籤，明顯感到很憤怒。「天啊，那讓他覺得很煩，因此想要做一份宣告，解釋那些印在票根上的字眼。他說他只想表演搖滾樂，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圍牆終將倒塌，於是我把這些話翻譯成德文。他要我把這些概念用幾句德文句子明確地表現出來，於是我唸了好幾次，他則是一一把讀音記下。」葛文斯基說：「他把一切都寫下來了，包括他聽到的讀音，然後練習著唸出來給我聽，唸了三四次。他來到東柏林為他們演出，而且不帶任何政治意涵，讓人們明白這一點，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對尼加拉瓜那件事很不滿，因此想確認人們能夠明白，他不是為了那種理由才來這裡表演的。」接著，布魯斯便上台演出了。
在東德，柏林圍牆在官方稱呼裡並不是一道「牆」（Mauer），因為西方的宣傳品已經慣用這個字來形容這道障礙物。每個有自尊心的東德共產黨員，都會用政治正確的名詞來稱呼這道圍牆：「反法西斯保護壁壘」（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 Anti-FascistProtection Rampart）。然而，冷戰期間在東柏中央批評這道柏林圍牆是一件極其刺耳的事，沒有哪個重要的西方訪客膽敢公開這麼做。
史普林斯汀已經登上了東德的舞台，開始按照歌單上的歌演唱，葛文斯基卻是困惑不已，想著在他的能力範圍內該如何應付史普林斯汀要說反柏林圍牆言論的計畫。他明白圍牆正把一千七百萬東德人當作名副其實的囚犯，關在自己的國家裡。他也明白許多西柏林的重要人士，都呼籲要拆除圍牆。但葛文斯基本能地知道，史普林斯汀身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貴賓，卻在東德痛斥柏林圍牆，這和甘迺迪與雷根在西德發表著名的反圍牆言論是截然不同的問題，他擔心東德當局可能會乾脆中止演唱會。沒人知道三十萬名失望又肆無忌憚的群眾，在這場共產國家裡有史以來最大、最令人興奮的搖滾演唱會戛然而止時，會做出什麼反應。葛文斯基也夠聰明，知道不用花多少時間就會被別人發現是他幫忙翻譯的，可能必須付出地獄般的代價。因此，他在後台開始跟別人聊起史普林斯汀的計畫。
根據葛文斯基的說法，最後他把即將出現反圍牆言論的這回事，告訴了自己的老闆，也就是西德的音樂會經理馬叟．阿福朗。但出於其他因素，演說的計畫已經在後台傳開來了。在東德這種地方，處處都是間諜網和非官方的線人，祕密警察沒花多少時間就發現了史普林斯汀的計畫。「突然之間，後台充滿了一片焦慮情緒。」葛文斯基回憶道。
史普林斯汀與他的經紀人瓊．藍道在演唱會前便事先談過，他要在舞台上發表一篇簡短的演說。「布魯斯和我在前一天晚上，有個機會討論進行宣言的必要性，以及這份宣言的大致架構。」藍道說。一開始，他無視於愈來愈緊張的後台，享受著演唱會的氣氛，花了些時間沉浸在穿越人群的散步時光中，雖說其實很難走來走去，因為實在是太擁擠了。回到後台時藍道才被逮住，面對即將出現的演講所帶來的騷動，他很驚訝別人
竟然也聽說了這回事。「馬叟．阿福朗跑到我們面前來說：『你們想害死我嗎？布魯斯要發表演說，反對圍牆。』」藍道回憶著：「我說：『馬叟，先冷靜下來啊，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的？』」藍道還了一句，影射對東德間諜與無所不在的竊聽設備的擔憂：「我告訴他，布魯斯在演唱會前，和他的翻譯在後台一個密閉區域獨自待了一陣子。」藍道說。所以後台這麼多人，究竟是如何知道史普林斯汀要說什麼的？藍道笑了。他停下來下做個深呼吸，然後說他本來是要把這件事留在自己的記憶裡的。但他說，他現在要把這故事說出來：「好吧，所以事情已經變成這樣了，不管是出自什麼原因，那位司機（平常在西德擔任我們的司機、也兼任翻譯的那位先生）把這件事告訴了許許多多東德來賓，而且我想他是在不經意中，告訴了別人布魯斯要說些什麼。『圍牆』這個名詞讓每個人都跳起來，而且每個人都緊張得半死，因為當時這真是一個禁忌的字眼。」
由於「圍牆」這個詞在後台造成的這股焦慮，阿福朗要求藍道停止這次演講，或至少要把「W」（譯按：指Wall，圍牆）開頭的這個字拿掉。藍道向阿福朗保證，史普林斯汀來到東柏林，是為了要替東德人開一場搖滾演唱會（而不是要發動一次起義），他會設法搞定這一切的。這位史普林斯汀的得力助手一如往常地快速思索著，馬上便明白他要想一個與「圍牆」不同的字眼，免得這個單音節字眼在東德引發不知什麼樣子的混
亂。他和史普林斯汀已經合作多年、有深厚友誼，對他可說是極為了解，因此明白史普林斯汀想傳遞的訊息究竟為何，也知道史普林斯汀不會想讓那些幫助他開演唱會的人惹上麻煩。於是，藍道很快想到了「障礙」（barriers）這個字眼，用來替代「圍牆」。對東德共產黨的敏感度來說，這個字眼比較沒那麼刺激，但仍然可以將相同的意義傳遞給聽眾。
「『圍牆』這個字眼，在當時是個可能會引起激烈反應的詞語，」藍道說：「我決定，不要在這裡與特定的官方人士起衝突。於是我把這個字翻譯成『圍牆』以外的字，然後就用了德文的『障礙』。我不知道『圍牆』這個字會引起問題，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把這個字換掉才是正確之舉。那是我的直覺，我必須快速應對，心裡想的就是這樣。我引起舞台上的史普林斯汀的注意，然後把他要說的話改掉了那麼一點點。」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是膽怯的一步，但是藍道明白，史普林斯汀只是要傳達訊息，而並不想威脅接下來的演唱會，或引發一場國際性事件。畢竟，他人在東柏林，且此時仍是冷戰時期。「我們並不是要到東柏林來引發公開衝突的，」藍道說：「我們並不是要到那裡抗議東德政府的。我們來這裡，是為了東德的十六萬人、或三十萬人、或不管多少人。我同意改變那些字眼，因為宏觀來看，我相信聽眾們會理解布魯斯的深意。」
史普林斯汀看到藍道之後，便從樂團旁邊開溜了一會兒，走下舞台中間窄窄的樓梯，而此時樂隊仍在演奏。在樓梯底部，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放著一瓶冰水，那是在歌與歌之間讓史普林斯汀短暫休息之用的；他在那裡見到了葛文斯基與藍道。藍道告訴他，他們要改掉一個字：「我把布魯斯叫來，樂團還在演奏，其實我說的是：『就這麼改吧。』我不記得他有問『為什麼？』，或是我有告訴他原因。他只是相信這是必須的。」接
下來，葛文斯基（那位巴伐利亞藉的司機）大聲喊出那個新字的讀法─刪除「圍牆」（Mauern），改說「障礙」（Barrieren）。
史普林斯汀聽不太清楚葛文斯基說什麼，一直吼著「什麼？」
「樂團還在演奏， 真的很大聲，」葛文斯基回憶著：「我們對著彼此大叫，我吼著：去掉Mauern，圍牆，不要說Mauern ！ 不能說圍牆！ Bar-hee-AIR-en。Bar-hee-AIR-en。障礙。我們要說『障礙』。他又大叫：『什麼？』我們都只能用叫的，因為實在太吵了。於是我把那張紙條從他手裡拿過來，把『圍牆』劃掉，寫上Bar-hee-AIR-en。這個德文字對美國人來說是很難發音的。」
史普林斯汀用德文所說的，翻譯成英文就是：「很高興來到東柏林。我並不反對任何政府。我來這裡為你們表演搖滾樂，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這段話或許是因為太短，因此成為最被低估的一段反圍牆言論。但由於它是在東德內部所發表的，因此比起1963 年的甘迺迪、乃至1987 年的雷根，甚至其間種種在西柏林所發表的言論加起來，都更能夠撼動這道冷戰的障礙物。史普林斯汀人在東柏林，沉浸在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龐大、最狂喜的演唱會群眾的歡呼，而他用德文發表反對柏林圍牆的言論。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帶著美國腔，使得離舞台或擴音器比較遠的一些人聽
不太懂，但離舞台或那些不夠完美的東德擴音器夠近的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我們都接收到訊息了，實在是很熱血，」當時三十四歲的農夫約格．貝內克（Jörg Beneke）說，他和一個朋友當天早上開車橫跨半個德國來聽這場演唱會：「每個人都很清楚他說的是什麼─拆除圍牆，那是壓倒東德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從來沒有在東德內部聽任何人這麼說過，那是我們許多人終生企盼聽到的一刻。也有一些來自西方的其他搖滾歌手來這裡演出，然後對我們說：『哈囉，東柏林。』之類的話。但是從來沒有人來到我們面前，說他希望能拆除一切的障礙。從來沒人展現出此等勇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們都覺得自己被關住了，假如我們可以翻越柏林圍牆的話，一定有許多人會這麼做。他就站在那裡，說他希望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史普林斯汀就這樣贏得了每個人的心。」
※ 編者按：1988年7月、柏林圍牆倒塌的16個月之前，美國搖滾巨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來到東柏林舉辦演唱會。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是一場撼動柏林圍牆、改變世界的演唱會，本書就是紀錄這場歷史性演唱會，還原當年的歷史氛圍，展現出栩栩如生的幕後細節，是一部關於政治、音樂、革命與自由的演唱會報導文學。在紀念柏林圍牆倒塌25周年時，由時報出版出版，並於10月21日上市。風傳媒與時報出版合作，搶先摘錄精采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