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思考，對記者來說，道德是什麼？這問題的原點。」
日本作家川本三郎在自白文集「My Back Pages（台譯：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後記中這樣寫道。
川本三郎在這本書裡面描寫的時代，是上個世紀60與70年代之交的日本，戰後的情緒壓抑、政治的裹足不前，在急欲破繭而出的思潮激盪下，創造出日本學運最激烈的時代。
在那樣的時代裡，川本是一名記者，也是名離校園還不太遠的年輕人。身處運動之中，他必須如記者般旁觀，卻也和每一名參與者一起自問：「你是誰」。在記者的身分與道德感驅使下，他捲入了定義不明的思想犯殺人事件，因此扭轉了人生。然而回顧過往，他所能說的，卻也只有「那個時代的象徵，說起來就是經常在下雨」。
318學潮至今已逾一週，只有一天下雨。少了雨天的淒美浪漫，這場被媒體賦予花之名稱的運動，從春寒走入春暖，淡淡陽光伴隨微涼天氣，有著不同於其他政治抗爭的清爽感覺。
然而對所有人來說，現實一點也不清爽。意見的糾葛與困惑，像是貼著肌膚的冷空氣，讓人無法褪下冬衣；然而情緒隨著空氣升溫，不同立場的交相指責，局內局外的誤解委屈，無處排遣的怒氣在擁擠的街頭相互撞擊，像身上微汗一樣黏得人難過。
放任公眾因同樣的家國之愛、同樣的無能為力而拉扯撕裂，當權者施用所羅門王的謀略，卻沒有那樣的慈悲，反而賴在權力的舒適圈中寸步不離，高高在上地看著他的人民困在灰欄中無法脫身。
記者的筆，可以見證、可以批判、可以影響。平常的自信，在這樣的時刻裡顯得脆弱不堪。身邊有很多人譴責當權者，很多人埋怨執法者，還有很多人責備學生。然而對記者來說，選擇做一個平庸的記者和一個有情感的凡人，或是一個專注的記者和一個放下情緒的高人？僅僅是道德感這件事，就足以讓大部分的記者飽受煎熬，不知該向何方尋找救贖。
從318佔領立院時為國會受辱而心痛，到323政院衝突為學生受傷而落淚，記者被動地身歷其境，卻早已因太多的情緒跌宕衝破媒體的防線，被迫赤裸裸地以「人」的角色面對一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衝突，每場衝突裡都有人為自己做選擇。在台灣做一名記者，其實我也可以很江湖氣地聳聳肩，不當一回事地這樣看，甚至試圖從中做出對自己無害，甚至有利的選擇。
然而事實是，9天以來，每天下了班，我關上電腦、揹起背包，情不自禁地走到青島東路，讓自己浸潤在那環境之中。那是一個有溫度的場所，取暖之後，我於是有勇氣提醒自己：你是記者，站遠一點，才能保持整個事件的完好。
做為一個公民，我希望這件事能早日有個讓大家都好過的結局。做為一名記者，我只能對所有以各種形式成為這場運動一部分的人說：你們在那裡一天，我們也會在。
而很久以後的某一天，當我們回想起這段時光，或許會像日本戰後漫畫家樹村みのり在「贈物」裡說的：
從此以後
我們
長大了
曾經是小孩
的我們
大家都長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