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排成長又長的人龍。一長排。那些士兵……那個女人是長什麼模樣？她的大腿張開。她躺著，我在她下面，像這個樣子。然後我脫下褲子，然後她只是摩擦我，然後我就完事了。對，全部結束了。抱她親她愛撫她——這些全都沒有。那個女人光是張開大腿。然後另一個男人會進來，然後她會磨擦他，就這麼多。所以我們只需要付一元五十分。光是為了這個士兵就大排長龍。
回部隊途中，我心裡想：你們這些傢伙搞什麼鬼！你們做完之後就這麼走掉嗎？一個接一個，你們甚至不幫她擦乾淨嗎？一般來說，你做完之後會幫她擦乾淨的，不是嗎？「你們甚至沒有幫她擦乾淨！」〔聲音又尖又急〕……我很生氣。然後，我彷彿聽到那女人對我說：「阿兵哥，你知道外頭有多少人嗎？如果我讓每個人擦乾淨，那裡會腫起來的。會腫很大的。這就是我不能讓你擦的理由！」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金子君宣稱他不常去慰安所，也記不起多少張慰安婦的臉。但他鮮明記得其中一個女人。他猜她是韓國人——一般都是這樣。但她的日語太流利了。當他恭維她日語說得好時，她承認自己是日本人。金子君又驚又怒。一個日本女人怎麼會跑來這種地方？他帶著厭惡心理離開。
據歷史學家吉見義明統計，先後共有五萬至二十萬婦女被逼或誘騙下海充當慰安婦。有若干證據顯示，日本軍方設立慰安所，是為了減少強暴事件發生。在一九三八年的一份文件中，關東軍參謀長道出他對強暴婦女事件頻傳的憂慮，擔心這會加強被佔領區的反日敵意。為此，他認為「盡快設立性慰安設施有莫大必要。」
但另一方面，田中利幸卻主張，軍官往往會把強暴當成有用的工具，藉以「刺激士兵的暴力性」—有時還會在士兵出發前分發保險套。一個美國情報官員回憶，他們曾經找到「定期分發」給日本士兵的一箱箱保險套。保險套的包裝有士兵舉著刺刀衝鋒的圖畫，下面又寫著「衝鋒」字樣。
一個前韓國慰安婦作出以下證言：
「當慰安婦期間，我有好多次差點死掉。有些軍人喝得大醉，拿著武士刀在我面前揮舞，逼我做變態的性交動作。他們把劍插在榻榻米上，然後逼我性交……所以榻榻米滿布劍孔……他們的威脅絕不是空話：如果我不配合肯定會給我一刀。」
田中利幸指出，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美國大兵一樣「會集體強暴日本女性……他們當著年輕女孩的父母面前強暴他們女兒，在產房裡強暴孕婦，諸如此類。」光是在神奈川縣，十天之內便傳出一千三百三十六起強暴案。
集體強暴在戰爭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嗎？為什麼軍人會強暴婦女？一個常見的回答是訴諸「壓力鍋」理論：軍人強暴婦女是因為他們有性需求。社會「是男性天生獸慾本能的一個障礙，而這個障礙常常會在戰爭的環境中被挪開。」
但大部分學者反對這種看法。如伊麗莎白．伍德便指出強暴是為宣洩性慾之說在經驗上站不住腳，因為它「解釋不了何以強暴經常是鎖定特定群體的女性，何以常常伴隨著激烈暴力，何以會出現一些非強暴性的性虐待。又如果這個論證真的完備，我們就不會在有大量妓女可供洩慾的情況下還看見強暴事件。但這等事例卻屢見不鮮。」
今日大部分學者都更相信戰時強暴是出於暴力心態、競爭心理或不安全感而非慾望。瑪利亞．巴斯（Maria Eriksson Baaz）和瑪利亞．斯泰恩（Maria Stern）訪談過剛果軍隊的一些強暴犯之後指出：「士兵明顯把強暴歸因於他們無法完全自視為異性戀的理想男性。」
哈金斯（Martha Huggins）、法圖羅斯（Mika Haritos-Fatouros）和津巴多在研究巴西警察的刑求現象時，特別注意文化建構「男子漢」概念的方式。他們指出，在父權文化中，「男子氣概」同時是一種表演和競爭，其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而競爭足以影響一個人的身分認同。這種男子氣概的競爭很快便會轉為暴力，因為「在一個競爭瀰漫而男子漢資源稀少的地方，很少男人可以持續不斷成功地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
一個越戰老兵如此解釋戰時強暴：「他們只會在有很多人看著的時候幹這種事。你知道，這樣可以讓他們心情暢快。他們向彼此炫耀自己一樣幹得出來：『你看，我也行。』他們單獨一個人時不會搞這種事。」
本文經授權選摘自立緒文化《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文章內容有經編輯節縮處理（核稿編輯：謝孟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