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長邱太三在同婚釋憲的憲法法庭上，提到同婚爭議在中南部衝擊很大，不宜貿然修改，同婚修法後會有祖先牌位算「考」還是「妣」的問題，認為民法沒有違憲，不足之處可立專法彌補。
這種說法當然禁不起檢驗，民俗專家溫宗翰就打臉邱太三「耍白癡要適可而止」，家族神主牌是全部祖先都會寫入神主牌裡，所以牌位會寫「堂上X姓歷代祖考妣之神位」。即使家族裡有幾對同性婚姻的祖先，神主牌還是得寫上考妣。至於單獨牌位也不會有考考／妣妣問題，寫上「顯考X公OO」、「顯妣X媽OO」就可。
無知歸無知，「妣考邱」部長的一席發言，倒是提醒了挺同婚者過去忽略的地方觀點。邱太三說，有立委告訴他，同性結婚的立法速度不要太快，同婚爭議在保守的中南部衝擊很大。
反對婚姻平權，自2013年以來都是由保守基督教極右派主導的「護家盟」、「下一代幸福聯盟」掛帥阻撓，他們反同婚立場從來不曾改變。然而根據《2015台灣基督教會教勢報告》統計，台灣基督徒佔全台人口比僅為6.53％（加上天主教則為7.62％）。也就是說，就算所有基督徒都跳出來反同婚，也不到一成人口。何況許多基督徒是挺同婚的，真正反對者顯然佔比更低。
那為什麼歷次民調，反對同婚有時大於支持同婚，有時則是雙方打平，這裡顯然不只有極右派基督徒在反對。《中國時報》今年（2017）3月24日所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民調解答了我某些疑惑，在708人的有效樣本下（95%信心水準），不贊成為49.1%、贊成為38.4%。從地域來看，可以發現中南東部反對比率真的比北部要高很多。（北北基：贊成42%、不贊成47.8%；桃竹苗：贊成44.4%、不贊成48.4%；雲嘉南：贊成34.4%、不贊成49.9%；中彰投：贊成34.2%、不贊成52%；高屏離島：贊成39.2%、不贊成45%；宜花東：贊成21.3%、不贊成60.6%）
這個現象我之前也注意到，越是都會區的地方，不管在社會上或是校園內，對同志的友善程度就越高。我自己的觀察是，因為大都會區資訊流通透明快速，對新鮮、未接觸過的事物接納度也高，同志們在較安全的氛圍底下，出櫃做自己的比率自然較高。周遭親友若是同志，認識以後，就知道異性戀同性戀其實都一樣，也不會有因陌生而產生的歧視。
相反地，在資訊封閉的鄉鎮，人們會因為很少、甚至沒接觸過同志（即便有，也不敢出櫃表態），會有因刻板印象而生的恐懼心理。校園裡更是如此。
我多年的教書生涯裡，性別平等教育可以改變這種困境。課堂上，我們會教導學生認識同志，了解性別少數，當我們在校園建構出友善同志的環境，就能讓同志學生敢於做自己、交朋友。當每個班級學生都有了同志的朋友，這道因無知而反同的圍牆自然就去除了。
從校園經驗可知，同婚要成功，突破同溫層是關鍵。但要突破的對象不是極右派基督教的護家盟，而是台灣那些無信仰或民間信仰的廣大多數民眾。
中時這份民調告訴我們一個契機，若以年齡來看，40歲以下受訪者是贊成大於不贊成，40歲以上則相反。（20-29歲：贊成75%、不贊成19.6%； 30-39歲：贊成59.3%、不贊成33.3%；40-49歲：贊成35.7%、不贊成57%；50-59歲：贊成19.6%、不贊成68.7%；60歲以上：贊成15.7%、不贊成61.5%）
這說明了同婚議題果然有著明顯的世代差異。為什麼40歲以下支持者這麼多，特別是30歲以下高達75%，我想就是跟2004年實行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就像臉書專頁「我支持認識同志教育」上所言：「正是因為有所歧視，所以更要認識同志」。認識，是去除歧視的起點。
既然年輕世代是挺同者居多，那我們為何不試著讓上一代認識同志，長輩們在求學階段沒有性平教育，出社會後也沒有機會認識同志，自然沒有道理去支持同婚。我有一次剪頭髮，跟幾位理髮阿姨聊到待會要去參加一個同志議題的演講，順便講到為什麼要支持同性婚姻，因為大家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阿姨們原本不了解同婚議題，但因為我是多年的老主顧，他們願意聽我慢慢講，理解以後，不但支持、而且還要我多宣傳多加油！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結婚時，要在會場佈置大大小小的彩虹旗，還要趁著在台上拿麥克風時，向全場幾百位親友說出我內心的願望。我可以結婚，同志也可以結婚，這就是平等的真義。
親愛的大法官，當你們在釋憲時，是不是可以想想，同性婚姻真正的意義是什麼，這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期許，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在2005年芙莉案（Fouric Case）－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判決書寫到：
在我看來，芙莉案中原告所主張的婚姻權，其實是更大的期許的一小部分——她們希望能公開、自由的做一位女同性戀，不再被法律貼上標籤，讓她們能融入長久被排除在外的主流社會。
法律的認可只是第一步，真正去除歧視，讓每個人都能擁有幸福的權利，才是同婚的意義啊！
責任編輯／蔡昀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