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思忖，我寫的這些故事，這些關於藏人的故事，這些關於藏人於當今時代仍經受著許多民族曾有過的苦難的故事，在這偌大個世界，會有多少人願意停頓一下，聽一聽呢？
那年，藏曆土鼠年八月某日，貢嘎機場檢查森嚴，母親抑制著淚水，與我額頭相觸，以示告別。「現在的拉薩已不是去年的拉薩了，現在的妳也不是去年的妳了……」耳邊響起這意味深長的哀歎，讓我猶自神傷。旋即，鐵鳥扶搖著巨碩的翅膀離去，一首纏繞我童年的文革歌曲，弔詭地在內心響起：「金色的大雁喲，你快快飛快快飛，飛過了雪山，請你帶上喲，心愛的雪蓮，捎給我想念的北京城，呀啦嗦……」隨著歌聲，我寫下一首詩：
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已是一座恐懼之城；……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的恐懼，盡在呼吸之間、心跳之間，盡在欲說還休之間、無語凝噎之間；……匆匆告別拉薩—
拉薩的恐懼令我心碎，容我寫下！
其實「拉薩的恐懼」，緣於北京。其實我想念的，從來都是拉薩。其實這幾年來，這些年來，這五十多年來，拉薩乃至確喀頌（藏人所稱的全藏地），成了淪陷之地。
我知道燕子，是的，我說的是身為漢人的劉燕子女士，我知道她願意傾聽這些故事，願意化血為墨，將這些故事翻譯成日文，轉述給日本這個我從未去過的國家。事實上，更早以前，我依據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而完成的紀錄之書《殺劫》，正是由燕子和藤野彰先生翻譯成日文，由集廣舍的社長川端幸夫先生出版的。有朋友在給我的信中說：「在日本，百萬中國人，只有燕子一個人在孤軍奮戰—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作家良心和良知的立場。」
日本的一些西藏研究學者，檢視我講述的西藏故事是否可以做為「學術研究」的物件，但好像失望了。據說問題出在「客觀性」與「資料」方面。對此，王力雄（他雖然是我的丈夫，但也是西藏問題的研究者）說：「如果做為學術，可以這樣挑剔，學術是不應該有感情的，但是唯色不是在做學術，她寫文章正是為了感情—她的感情和西藏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一種生命。生命不需要符合學術的規範，相反，學術應該去研究生命。」
我承認，我講述這些故事都是飽含感情的。我甚至常常傷懷落淚，是因為這麼長時間以來，總是聽到我的族人們不是被火焰焚身，就是倒在軍警的子彈之下。我在推特上寫過一句話：「我是一個無能的人，……在生命消逝的數字面前，我完全束手無策。……我什麼都不會，只會記錄，但是現在，記錄都來不及。」
有一天深夜，我久久地看著網路上所發布的，自焚犧牲的尼師—丹真曲宗的照片，淚如雨下，都說才十九歲的她聰穎好學，是寺院裡佛學最好的尼師。如果她不出家，也是草原上美麗的牧女。如果我有孩子，差不多是她的年紀。還有一張照片是她小時候騎在自家的犛牛背上，這麼可愛的孩子殉道了，人人都會為之心碎。如果不是聲稱「解放」了西藏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寺院裡又是「升國旗」、「掛領袖像」，又是逼著西藏的僧尼們人人過關，簽字畫押地「愛國愛黨」、「揭批達賴分裂集團」，請捫心想一想，韶華純潔的她會自焚嗎？
我承認，我是詩人，而且多年前（那時我是《西藏文學》的編輯），我一度自閉在詩歌的「象牙塔」裡，執著於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意象、個人的語言，自認為詩人或者藝術家高於一切，或者說是超越一切。但是，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筆記》（二○○三年在中國出版，卻被當局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成禁書）中所寫：「……可是我身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樑，『光榮』和『無為』，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而我所認為的「光榮」，不只是詩人的「光榮」，更是良知者的「光榮」。
良知者是需要正視現實與歷史的，現實和歷史卻是非常冷酷的。身為詩人，在西藏時時刻刻感受到的是與現實和歷史之間的緊張。最終這種緊張粉碎了將我包裹的「象牙塔」，使我的詩開始觸及現實與歷史，並有了一種敘事的風格。二○○四年的秋天，我寫下長詩〈西藏的祕密〉，這是獻給現實中承受苦難的家園與族人的詩，也是寫給現實中「沉默的大多數」包括我自己的詩。其中寫到：
我素來噤聲，因為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來就在解放軍的號聲中成長，
適合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紅旗下的蛋，卻突然被擊破。
人到中年，遲來的憤怒幾欲衝出喉嚨。
紛飛的淚水只為比我年輕卻蒙難的同胞難以止住。
……
但我依然緘默，這是我早已習慣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個，因為我很害怕。
憑什麼呢？有誰說得清楚？
其實人人都這樣，我理解。
有人說：『藏人的恐懼用手就可以感觸到。』
但我想說，真正的恐懼早已融入空氣之中。
……
那麼書寫吧，只是為了牢記，這可憐巴巴的道德優越感，
我當然不配，只能轉化為一個人偶爾流露的隱私。
遠離家鄉，身陷永遠陌生的外族人當中，
懷著輕微的尷尬，安全地、低聲地說：
細細想來，他們與我怎會沒有關係?!
而我只能用這首詩，表達我微薄的敬意，疏遠的關懷。
有時候我思忖，是不是關於我是詩人，而且是那種「沉溺於唯美主義的詩人」的說法，隱含著對我所講述的西藏故事予以「否認」的意思？即是在暗示，詩人或做為詩人的唯色，總是分不清現實和想像，所以故事中更多的是情緒或臆想，不足為憑。
這可能是我講述的並不是那種或者被神祕化、或者被妖魔化的西藏故事，而那樣的西藏故事屢見不鮮，且被各種立場、各有選擇地樂於常見。尤其是中國的諸多西藏研究者，一味地批評西方對西藏有「香格里拉情結」、「香格里拉迷思」，卻根本不對自己所在的國度、社會、體制素來將西藏妖魔化的傳統批評半句，更不去反思為什麼在今天西藏的大地上，無數走上街頭、縱馬草原的抗議者，接二連三地將自己化作沖天火焰的自焚者，幾乎都是在「解放」以後出生的藏人。
真的很抱歉，我並不是非要講述讓人感覺不自在的西藏故事。但當年，在我離開了詩歌的「象牙塔」之後，我便堅持這樣的寫作理念—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儘管我很希望有一天，給讀者描述的是我雪域高原在自由的陽光下煥發的極致之美。（—本文為日文版《西藏的祕密》出版時致日本讀者的信）
編按：唯色，女性，藏人，1966年出生於文革中的拉薩，曾擔任《西藏文學》編輯，2003年，因散文集《西藏筆記》（繁體版《名為西藏的詩》，大塊文化出版）的批判言論，被限制出境，書亦遭查禁。
西方學者認為唯色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運用現代傳媒表達觀點的第一位藏人」。繁體版著作包括《殺劫》、《西藏記憶》、《看不見的西藏》、《聽說西藏》（皆為大塊文化出版）等。
曾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二○一○年度新聞勇氣獎、二○一二年德國之聲博客大賽「記者無疆界」公眾獎、美國國務院二○一三年度「國際婦女勇氣獎」等諸多獎項。
＊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樂土背後：真實西藏》（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