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言論讓我火冒三丈，明明是非法、殘暴地把我從北京綁架回來，卻說是為了挽救我。不過我還是躺在床上拒絕回應。如果他知道該怎麼做卻故意這樣說，也許他真的就是法盲，那麼再多爭辯也沒有任何意義。終於劉傑離開了房間，又進來四個人繼續面對面看著我。顯然無法在其他官員面前誘使我做出任何回應，讓劉傑相當窘迫。
與此同時，他們把我大哥、四哥和岳父都找來，要他們勸我放棄集體訴訟，以及不再繼續調查暴力計劃生育的問題。劉傑跟大哥說：「你別看他受傷了，我們的人也受傷了，他之所以受傷是因為他不配合。」
他並指示沂南縣黨委說：「光誠的電腦和傳真機都別讓他用了，拿來，政府先給保存著。」於是沂南縣黨委指示四哥拿走了我們的設備，交給政府辦公室「安全保管」。他們允許我和偉靜通電話，我馬上就告訴她要及時把這一切經過告訴孔傑榮教授，我樂觀地認為他的干預會有效。一直到晚上，他們都在勸我不要再管計劃生育的事，否則就不給我回去。我說：「你們如果讓我住在維多利亞，我就住在這裡，記住你們做的任何事情，將來都要承擔責任。」
天色剛暗，大約在我到了維多利亞溫泉度假村的十八個小時之後，朱紅國走進我的房間，他宣布要立刻送我回家。我馬上猜想是潘公凱已經刊登文章，使外國媒體報導我的綁架事件，而對當局造成影響；我也認為有可能是孔教授以及滕彪等朋友施壓，為我的處境帶來了希望。
我感到相當振奮，但是我說：「我不回去。你們憑什麼想綁架我就綁架？想放我回家就放回家？到底還有沒有法律？我要個解釋，不然我哪裡也不去。」朱紅國無奈地說：「把你從北京弄回來是領導的命令，現在要我們把你送回家也是領導的命令。」
中共的偽善：眾目睽睽地違法
我在被正式拘留後，就從小河村邊的非法拘留中心被移送到正式的、人滿為患的沂南縣看守所；原先設計容納八十人的拘留所，此時已塞了二百七十人。警衛直接把我帶到審詢室，用鐵鍊和手銬把我綁在一張鐵椅上，連續八、九個小時審問。當天晚上，三名警衛把我帶到牢房，這是緊鄰警衛辦公室的一號房。當他們把鐵牢門打開並推我進去時，有個警衛大聲警告我的獄友，要他們回去睡覺，不要管我，但也不准欺負我。明確表明我在拘留所的狀況並不尋常。
看守所每個牢房是四米三乘上二米四大小，通常至少都拘押了二十幾人，因此大家得輪流睡覺。不過我的牢房除了我，只有六名囚犯，顯然他們都是看守所精心挑選過的。連續幾天，這幾名無關緊要的罪犯、小偷與貪官污吏都不跟我說上一句話──我再次被圍困在某種孤立無援的情境中，只不過這次是更為讓人害怕的死寂。曾經有少數幾次，一名獄友偷偷透漏訊息給我，但他很快就被換到其他牢房──牢房裡的交談全躲不過警衛的看守，他們隨時透過監視器盯著我們，就在大樓內的某處監看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