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正要脫離歐洲殖民統治的非洲，對中國具有高度的國際政治意涵。不僅因為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需要新興獨立國家的支持，許多非洲國家都是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一員，因此成為想肩負第三世界領導人的北京政府亟欲爭取的對象。周恩來總理於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並在一九六四年出訪非洲時多次強調，就成為中國與非洲國家發展關係的指導方針。
來自這個地區的投票，也確實在一九七一年時發揮功能，將中國送進聯合國，而台灣長期爭取的非洲友邦，也在七〇年代銳減，從最多時期的近二十國，到八〇年代末期僅剩南部非洲三國（馬拉威、史瓦濟蘭和南非）。北京政府進入聯合國後，外交工作大有斬獲，在一九七九年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時，達到巔峰。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忙於處理大國關係與周邊外交，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遭到國際社會孤立，才又開始經營非洲。
中國的外交部長自九〇年代開始，每年一月第一個國外行程都是非洲，已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而未中斷，國家領導人出訪非洲，更是遠較改革開放前要頻繁許多。一九九三年中國成為能源淨進口國，非洲豐富的石油及礦物蘊藏，更是必須爭取的資源。二〇〇〇年，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在北京開幕，成為中國對非洲進行援助、投資及貿易的新平臺。這段期間，國際觀察家所關注的是中國與非洲（China and Africa），除了能源的取得，他們更加重視其中的政治及安全意涵。
隨著國營企業大批「走出去」，在非洲進行各項基礎建設，援助的項目不斷擴大之下，雙邊貿易由二〇〇〇年的一百億美元增加至二〇〇八年的一千億美元，許多批判者認為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是新殖民主義，與過去歐洲殖民母國的剝削掠奪並無二致；但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出現，讓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有了替代選擇，多了討價還價的籌碼。這段時間外界集中於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討論，不免也會做一番價值判斷：中國對非洲的經濟發展究竟是正數還是負數？
過去十年，或許是替國營企業工作、對環境熟悉，因此合約滿後就自立門戶，並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在這個新興市場打拚；抑或是原先就在海外有投資項目的企業家將重點轉到非洲，無論動機如何，其結果乃是有上百萬的華人散居在非洲大陸。他們的創業、融入當地社會、維繫家庭等挑戰，遂成了人類學家及社會學家觀察的重點。傅好文的大作，《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就是一部中國人在非洲（Chinese in Africa）的忠實紀錄。
傅好文是一位少數具有豐富非洲經驗（父親曾是世界衛生組織駐象牙海岸的醫生；本身也是《紐約時報》駐西非的記者），又在亞洲的日本及中國服務多年的媒體人，不僅精通英法語和一些非洲當地語言，亦具備日文及中文能力。當他著手寫這本書時，對非洲懷有濃厚的情感，但卻能將中國人在當地經營企業的點點滴滴做極為客觀的描述，少了批判，而多幾分真實感。
個人在紐約曾訪問過這位目前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任教的作者，直接問他為何有這些中國人或中國企業家願意接受他的訪問，述說自己的故事，難道他們不怕遭到報復嗎？除了有重要的牽線人外，傅好文非洲裔的族群背景是否也成為優勢？不過，他的回答倒是令我有些驚訝。傅好文坦誠如果他們有所保留，就不會接受採訪，一旦決定受訪，基本上都很願意回答他的提問。
從《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難得一見的中國移民。在美加地區，來自中國的移民許多是留學生、後來靠著專業辦身分，留下工作定居，也有的是在餐廳打工的非法移民，等待永久居留權；這個地區當然也會是官二代及富二代進行投資移民的標的。
傅好文筆下、在非洲的中國人顯然有別於上述類型，他們是一群具有草莽性格、膽識過人、勇於闖蕩的冒險家，而無垠的非洲大地正好提供他們施展抱負的機會。中國的官僚體制讓他們處處受到拘束，但卻可在較為自由的非洲一展長才。儘管大多數的中國移民看待非洲人帶有歧視眼光，但他們若最終想要留在當地，也有可能如莫三比克的小郝一般，讓孩子與非洲人通婚。他們後裔的認同問題，或許又是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研究的對象。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本文選自《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麥田出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