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證據
判決敘述的故事彷彿被肢解過，全身筋脈盡斷，完全沒有內在邏輯可言。那麼，外在的證據，支持這個故事嗎？
死因、凶器、跡證、現場，兇殺案件最重要的證據大約就是這些。柯洪玉蘭的死因為何？判決說是「掐壓勒絞窒息而死」。掐是掐，壓是壓，勒絞是勒絞，雖然都可以造成窒息的結果，但是它們是不同的行兇方式。本案主要的鑑定者是楊日松法醫。他在更五審的時候說，死因是掐死不是繩索絞死；更七審時說是掐死；更十一審則改變說法，說不是掐死，而是繩索絞死。因此判決集大成，認定是掐壓勒絞而死，反正一網兜收，總有一個是對的。
看這份判決如何認定死因，就知道它的論證水準。在理由欄參，二之（三）之2，判決承認楊日松的證詞反覆，自相矛盾。但是，判決說：「惟就柯洪玉蘭頸部曾遭掐且柯洪玉蘭係窒息死亡之部分，則始終如一，且有上述客觀之鑑驗書所載之『頸部...，並有拇指大食指大掐壓出血痕』云云可供憑採，應認柯洪玉蘭之死因，係因遭掐壓及以繩子絞勒致窒息死亡至明。」
有問題的判決，常常在最心虛之處，用最強烈的語氣（「至明」、「至為灼然」）來掩護邏輯不通。如果證據充分、論證紮實，就不需要這些陳詞套句。這段論證可以簡化如下：
證人楊日松的證詞自相矛盾。
但是也有不矛盾之處：
鑑驗書也證明被害人脖子有被掐。
結論：被害人是被掐壓勒絞窒息而死。
然而以上三點無一能證明被害人「被掐死」、「被勒死」、或者「被壓死」；「掐壓勒絞窒息而死」的結論憑空而降，不是從他臚列的三點事實推論而來。結論甚且完全忽視第一點事實：同一個證人的證詞自相矛盾，其可信度自然下降。因為我們也可以引他在更五、更七的證詞說，死因不是勒絞；再引更十一的證詞說，死因也不是掐死；從而導出結論說被害人有被掐、但沒死，被勒絞、但也沒死。
如前所述，在被告們供出來的四個地點，什麼也沒找到，所以此案凶器與跡證都掛零。那麼這四個地點到底是不是「現場」，也值得懷疑。倒是記號E的那個地點，成果豐碩：除了屍體以外，還有一個塑膠袋，裡面有一把殺豬刀，一把長方形小刀，一個獸用注射針筒，一條男性賓漢內褲，以及一雙女鞋。女鞋經過柯洪玉蘭的女兒指認，是她媽媽的鞋；而塑膠袋距離屍體僅十七公尺。袋子裡的東西，隱隱指向另外一個人，叫做鄭新福。
鄭新福是殺豬的，他爸媽在頭份市場賣豬肉。他跟柯洪玉蘭的先生是同事，因此認識了柯洪玉蘭，也向她簽賭；他承認欠她賭資四萬元，而鄭新福的鄰居則向警方表示，柯洪玉蘭經常在鄭太太不在家時到訪，經常待兩、三個小時才離開。
袋子裡幾乎每樣東西，都可以連到鄭新福身上。那把殺豬刀上刻著「余承運」三個字，警方循線訪談，余承運說刀是他製造的，這一型號只做了兩百把，而鄭新福的父母曾三度向他買刀，只是無法確定是否就是這一型。賣長方形小刀的老闆說，鄭新福來過他店裡買東西。鄭新福曾與親戚合夥養豬，所以他有獸用注射針筒很合理；而鄭新福家裡找到的內褲也是賓漢，與塑膠袋裡的同尺寸。
柯洪玉蘭失蹤，是76年11月24號的事。鄭新福有一些奇怪的舉止。11月25號，鄭新福身中三刀送醫，起先說被搶劫，後來承認是自己欠債想不開，以尖刀自殘。他住了三天以後出院，隔天就搬家，並且在附近空地燒了一些東西。柯洪玉蘭的女兒與同事在那些殘骸裡，指認出屬於柯洪玉蘭的鋼夾、印泥與保險公司的書面資料。
那個地方是鄭新福租的，租約一年，押金一萬。但他只住了五個月，押金也沒要就搬走了，說倉皇逃走，並不為過。鄭新福的親戚說他們夫婦生性懶散，過去租屋從來不打掃的，但竹南分局發現，他們這次掃得可乾淨，到處都沖洗過了。不過，客廳、廚房和浴室仍然有血跡反應。
屍體被發現的時候，是一個軀幹連大腿的殘塊，頭、手、小腿都被切除，而切面平整，所以法醫相驗報告裡，已經懷疑兇手是殺豬的。現場的殺豬刀、分屍手法、行兇動機、犯後行為等跡象，都顯示鄭新福涉有重嫌，也都與邱和順等人完全搭不上關係。而更關鍵的，則是一通神秘電話。
柯洪玉蘭有一個女兒在「將軍俱樂部」上班，在那裡，大家都用花名。柯洪玉蘭失蹤後半個月，她忽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稱她的本名，然後告訴她：「青草海邊有一個被分屍的人，可能是妳媽媽。」三天之後，柯洪玉蘭的屍體被發現，真的被分屍。
打電話的人一定是涉案的人，否則不會知道柯洪玉蘭已經死了，更不會知道被分屍。邱和順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柯洪玉蘭的女兒叫什麼名字，在哪裡上班。鄭新福跟柯洪玉蘭夫婦都是朋友，柯洪玉蘭又常去找他，他才可能知道。
鄭新福頭上固然疑雲滿天，竹南分局的調查卻沒有找到直接證據。屋內雖然有血跡，但依當時的鑑識水準，無法確定是不是人血；塑膠袋裡的東西也無法化驗。更六審的時候，把扣案毛髮拿去比對，結果與鄭新福不符。最後事實審引用這個檢驗結果，排除鄭新福的嫌疑：「而扣得之毛髮經比對皮質、髓質、色素顆粒、迴旋度等特徵均不類同，並非鄭新福之毛髮，有該局89年8月1日（89）型醫字第100051號函可按（本院更六審卷(三)第12頁），是該檢驗結果，亦足以作為有利於鄭新福之認定。」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科學證據耶，不信嗎？其實那是一個烏龍檢驗。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所謂「扣案毛髮」是在哪裡找到的，然後才能根據案情決定要驗什麼。毛髮是在鄭新福租屋處的浴室水管裡找到的。那去比對鄭新福的毛髮幹嘛？如果驗出來是他，有什麼好稀奇的，他本來就住在那裡啊，這不是耍白癡嗎？該比對的對象是柯洪玉蘭，因為如果毛髮證實是柯洪玉蘭的，那我們就更有理由懷疑，鄭新福租屋處是不是殺人或分屍的現場，兩人是否確實有私人關係引發殺機。這份毛髮檢驗結果不是什麼「有利於鄭新福之認定」；剛好相反，正因為驗出來發現不是鄭新福，才應該繼續調查追問：那是誰的？是不是柯洪玉蘭的？
更六審將毛髮送驗時待證事項就錯了，此後更七更八更九更十更十一通通沒發現；果真更來更去，更到一個賣龍眼的！這不是鑑定技術的問題，而是辦案不用腦也不用心的問題，對卷證不求甚解。僅此一例，就知道這個案子調查證據的水準有多差。
司法裁判經常必須在兩方的說詞裡，選擇一個比較可能的來相信，因此有的研究形容法庭就是「說故事比賽」。以鄭新福為主角的故事沒有機會徹底調查，我們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夠成立，也不無疑點（例如：神秘電話為什麼說屍體在「青草海邊」？），但是有潛力。以邱和順為主角的故事，二十三年來竭盡所能的調查，結果一點物證都找不到，故事情節也自相矛盾，莫名其妙。
3 、法律
更十審被發回的主要理由是塑膠袋所裝的東西，和被告們的自白不符。於是案件踢回高等法院，進行更十一審。但是時光不等人，在更十一審期間，速審法通過了。速審法的直接影響是，如果再不趕快定讞的話，邱和順等人就不能繼續羈押，而必須交保。於是更十一審快刀斬亂麻，乾脆否認那個塑膠袋是本案的證物，這樣就不必調查了，釜底抽薪，一了百了。
那個塑膠袋裡有一雙女鞋。柯洪玉蘭的女兒認出了母親的鞋。檢辯雙方在審理過程對這一點均無爭執，直到判決出爐，辯方才知道自己被突襲了：法官認定那雙鞋不一定是柯洪玉蘭的，也不是塑膠袋裡的東西，所以並沒有證據能證明塑膠袋和這個案子有關。按照正當程序，如果法院對於這份證詞有所懷疑，應該傳證人出庭，並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但是為了把這個塑膠袋切割出去不要調查，法院橫柴拿入灶，剝奪了被告的防禦機會。
更十一審因此犯下致命的錯誤：事實欄與理由欄不符。它的事實欄照抄歷審判決，認定被告們殺人棄屍分裝三袋，兩袋屍體一袋衣物；理由欄卻把第三袋的衣物排除於證據之外，說那跟本案無關。
判決在法律適用上亦有錯誤。當年的刑法有「牽連犯」的規定，就是兩個犯罪行為如果有「方法結果的牽連關係」，應論處比較重的那個罪。例如強盜一定得妨害那人的自由，否則那人跑掉了，就搶不到了，所以「妨害自由」就是「強盜」的方法，那麼只要依比較重的強盜罪來處罰就好了。按照判決所認定的事實，邱和順本欲強盜、結果殺了柯洪玉蘭，這是強盜殺人。林坤明本欲強盜、結果補刀想把柯洪玉蘭殺死，但她其實已經死了，因此林坤明犯強盜罪，補這一刀則是毀損屍體。然後邱和順、林坤明與其他人一起分屍棄屍，這是毀損與遺棄屍體罪。
就邱和順來說，他犯強盜殺人與遺棄屍體，但是遺棄屍體與殺人有牽連關係，因為殺了人必然棄屍，總不可能把屍體帶回家吧？所以按舊法，應論以強盜殺人罪。這部分判決是對的。林坤明呢，強盜與棄屍並沒有牽連關係，應該分別論處，但判決竟然也說這是牽連犯，顯然不合理。還有，判決在事實認定已經指明，林坤明補一刀的時候，犯意是殺人，但結果是毀損屍體；後來大家才決定一起分屍、棄屍。也就是說，林坤明補刀與後來分屍棄屍，雖然都是「毀損遺棄屍體罪」，但是犯意各別，因此應該論以兩個毀損遺棄屍體罪。判決忘記處罰林坤明的第一個毀損遺棄屍體罪，又誤把第二個毀損遺棄屍體罪併到強盜罪裡。
更十一審的判決書長達十一萬兩千多字，但是不必太佩服審案的法官，因為也不過就是滑鼠右鍵複製貼上而已，連手都不會酸的。更十一審的審判長是周盈文，受命詹駿鴻，陪席林海祥。十一萬字如果印出來一定擲地有聲，但是裡面只不過是這種貨色，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都錯。擲地可也！
延伸閱讀：張娟芬專文》邱和順案（1）：更來更去，更到一個賣龍眼的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為邱和順案四之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