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到1953年的韓戰，朝鮮、中國、美國、聯合國都將部隊投入在朝鮮半島上，然而最終導致的結果，卻是1萬4000名來自中國的戰俘，自願被送往沒參戰的台灣，也成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反共義士」的宣傳範本，然而如此奇異的結果，背後除了有美國「志願遣返」的因素外，更可能是當時的總統蔣介石透過情報人員進行暗中操作。
由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系列活動，15日以「你所不知道的韓戰」為題，邀請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常成擔任主講人，一窺2萬多名中國志願軍戰俘，在這場戰爭中的特殊意義，常成並接受《風傳媒》專訪，解析當時1萬4000名戰俘被送到台灣來，背後有著怎樣的政治角力運作。
常成：希望戰俘維持現狀 美方和中華民國情報機關祕密合作
常成表示，當台灣提出要接收戰俘時，當然從美國角度來說，這是對美國政策的干擾，因為當時台灣總是能搶在美國做出重大決策之前，提早出一些動作，最終讓美國人被迫堅持志願遣返，讓戰俘選擇要回到中國，或前往台灣。
常成進一步說明，1952年美國針對戰俘進行去向志願的甄別，顯示有70%戰俘不願回到中國，美國就不願把這個比例再降低，因為如果突然有一半變成說是被強迫的，說他們其實想回大陸，就會讓美國很丟臉，所以到後期美方的情報機關是有和台灣秘密合作，希望戰俘維持現狀 。
常成指出，特別是到停戰談判簽字後，他們要求反共戰俘要回到38線的板門店，去接受共方派人來給他們解釋，但戰俘都不願意，因為到那裡很危險，擔心會被擄回去，所以蔣介石親自錄音了一個文告，告訴他們要跟聯軍合作，只要堅持過3個月就可以來台灣，這其實是美國大使去請蔣做的。
常成：美國對中國極不了解，唯一能當翻譯的水平不高
在當時，美國因為對中國的不了解，軍中竟無能充當中文翻譯之人，唯一能說中文的人知識水平、階層也不高，於是後來從台灣借調了73名翻譯人員，然而，騎虎難下的志願遣返，以及高達70%戰俘希望前往台灣的甄別結果，或多或少，也跟這群翻譯人員有關。
常成解釋，最初的翻譯是在1951的2-3月來到韓國，當時還沒有戰俘問題，直到1951年5、6月，第5次戰役後才大量有戰俘。他認為，當時應該是確實純做翻譯，還有寫文宣，因為美國人最初寫的中文文宣，都是找韓國人寫的，所有語法都是韓式中文，因而需要台灣人來協助，也需要有人在前線喊話，當初有叫一些華僑去做，但他們文化水準不高，也不是軍人，後來大部分都來做審訊戰俘的工作，但美方會講中文的，多半都是傳教士的小孩，只會很基礎的中文，無法勝任軍事內容的工作。
「台灣翻譯人員順手搜集情報 影響板門店的談判」
常成提到，有的翻譯就寫過回憶錄，當中寫美國要求他們要以個人身分應聘，要求不能洩漏資料，但他們同時也是軍人，赴韓之前國防部就有訓過話，說能收集情報就收集情報，當中有的人是願意做情報工作，有些人是單單出於愛國心，而像已故外交官陸以正的回憶錄裡就有寫，他周末到台灣駐韓大使館打牌，就順便把自己收集的情報也帶一份給使館。
對此常成說明，其實美軍反情報機關CIC也有在使館周圍，佈署反情報人員，但也無法阻止，因為這些翻譯都只是平民雇員，周末的活動，要去大使館喝酒、打牌時順手帶些資料，都是管不到的，而美國大使也有向華府報告過，說中華民國的大使館迅速擴張，質疑他們到底在幹什麼，更覺得這些台灣來的中國人影響了戰俘營跟板門店的談判。
但這些翻譯人員，究竟如何影響戰俘？常成指出，反共的戰俘要求去台灣時都會寫血書、各種請願信函，但戰俘營內是不能通訊，信是不能帶出來的，台灣派去的記者中，有些可能就是情報人員，在戰俘營周圍打交道，但依然進不了戰俘營，然而翻譯人員則是長住在戰俘營周圍，可以從裡面帶情報進出，透過外交郵報甚至電文送到台灣，「所以蔣介石對戰俘營的瞭解絕對超過杜魯門，就連毛澤東也不知道戰俘營發生什麼事情，只有蔣介石知道裡頭的情況。」
「台灣都可以在美國做出重大決定前，宣傳影響局勢」
常成談到，所以當時台灣每次都可以在美國做出重大決定前，進行宣示影響局勢，蔣介石的日記裡，1952年更幾乎天天都在寫戰俘營的事，寫到他很擔心美國最後會全部遣返這些戰俘，所以要發動美國的輿論，透過在美國的親華、親國民黨遊說團體，在國會、媒體發起宣傳，導致很多美國民眾寫信給參議員、眾議員，要求政府堅持志願遣返，可以看到蔣很積極在籌劃，如何激起美國民眾對於這些戰俘的同情，並向美國施加壓力。
常成並指出，從前後順序來看，台灣為什麼都可以再關鍵事件同一天，甚至前1、2天就做出動作，很可能是情報人員掌握了資訊，不過這也只是一個可能的解釋，雖然相關機密文件可能永遠都找不到，但他認為，這是個合理的推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