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項相關因素是來自國家間的競爭，在現代世界，每個國家都在宣示自己的主權，例如在公立學校的教育，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良好的公民素養和統一的國家語言。同樣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福利國家也會與宗教慈善機構競爭。隨著去殖民化的發展，以及在前殖民地國家建立較有效率的民族主義官僚政府，國家與宗教間的競爭成為全球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一項特徵。
以穆斯林世界為例，那裡的政府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強力推行世俗化的公共政策。之前幾章曾提過，在伊朗和土耳其都出現宗教保守派與推行世俗化的民族主義精英的爭鬥，在這場衝突的早期階段，民族主義的精英階級認為穆斯林神職人員落後，是建國前或非國家的政治秩序及農村社會的象徵，因此試圖減少這些人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中東其他地區的政權也採取同樣的路線，尤其是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深受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發動種種活動反對伊斯蘭擔任公職，也意圖革新中亞蘇聯的傳統社會秩序，因為它反對所有宗教，這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被視為反作用力。埃及的納賽爾也受到社會主義者的世俗觀點所影響，認為埃及的伊斯蘭機構是在與國家爭奪政權。但是，即使是伊朗的沙赫（shah），即國王或稱沙王，也抱持反蘇聯並與西方結盟的立場，繼續執行父親過去推出的一些積極世俗化政策，包括在一九六三年擴大已婚婦女的權利，並賦予投票權。
然而，不應將宗教新右派的興起純粹解釋為防禦性反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一樣，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也為宗教活動人士帶來振興的契機。諸如收音機、電視、平面媒體、卡式錄音帶，以及後來的光碟和網路等通訊技術，這些產品也讓宗教運動和教會能加強與信眾的關係，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這類創新也提升宗教在全球的影響力，甚至比十九世紀的情況更盛，大戰後的世界再次出現宗教信仰在全球融合的情況，達到非比尋常的程度。幾乎所有宗教的一些復興運動都至少出現這樣的現象，不論是基本教義派、新世紀、自由神學，還是傳統的保守派。
實際上，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有些宗教的全球擴張程度相當驚人。一九五○年，摩門教徒約有一百一十萬人，到了一九七○年約有三百萬，而在二○○○年則超過一千一百萬。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只有一半的摩門教徒生活在美國，其餘則分散各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四百五十萬以上的教徒，還有兩百萬左右的教徒在歐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區。基督教中重視個人屬靈經驗的靈恩派（Charismatic Christianity）和強調單一神格的五旬節派（Pentecostal Christianity）也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全世界估計有兩億五千萬五旬節派基督徒。另外，各式各樣起源於印度次大陸的宗教運動也吸引全球各地的追隨者，儘管沒有成為大眾宗教，但影響力卻遠遠超越散居國外的印度裔社群。例如，一九六五年成立的國際奎師那意識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或稱「哈瑞奎師那」〔Hare Krishnas〕）；各種佛教流派（小乘佛教、禪宗、藏傳佛教），到了二○○五年，在美國有八十萬人改信佛教；各種形式的瑜伽練習，於一九二○年從抵達美國的瑜伽士帕拉宏撒．尤迦南達（Paramahamsa Yogananda）開始；或是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Maharishi Mahesh）瑜伽士的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作者愛德華．羅斯．迪金森（Edward Ross Dickinson），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超級世紀：震盪全球的巨變年代，形塑今日世界的關鍵150年》（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