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的侵略性反共作風，既是對一九七○年代蘇聯採行攻擊策略的回應，同時也反映出新右派陣營日益發現共產主義的經濟弱點和效能低落，這在他們眼中可是一大良機。雷根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對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一場重要演講中，表達要把握這個機會的感覺，他指出共產主義是「人類史上悲傷而離奇的一個篇章，即使到了今日仍在撰寫最後幾頁」。雷根在一九八○年代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建設，一方面是為了凝聚美國的統合性民族主義人士；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迫使蘇聯將更多資源投入軍事預算，好讓共產主義經濟體徹底瓦解。不過，許多美國在亞洲盟國的經濟成功，顯然也與蘇聯式的停滯經濟形成鮮明對比，這又鼓動反共的運動。日本、台灣、南韓、土耳其和泰國，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功故事。
新右派之所以反對福利國家和發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困境，包括失業率上升、債務增加和通貨膨脹率上升。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評論者已經在擔心這些發展的「無法管理性」，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管使用哪種已知的解決方案，都會讓其他問題惡化。以反週期的赤字支出為例，這將讓債務和通貨膨脹問題更嚴重；而祭出更多財政紀律來控制通膨和債務，則會提高失業率。但是新右派卻反其道而行，主張政府根本不該解決這些問題，國家應該讓自由市場自行解決。這意味著要將國營產業和企業私有化，以限制國家預算對經濟不穩定的影響。放鬆對勞動力和金融市場的管制，讓勞動力和投資分配獲得更大的靈活性，或許可為失業和通膨問題創造出新的解決方案；進一步促進貿易自由化，讓全球經濟透過更有效的國際勞動分工來解決問題。
許多新右派都認為，這不僅會帶來經濟利益，還會創造更大的自由度。例如，早在一九六八年日後擔任首相的柴契爾就曾提出，福利國家的建立造成專家和官僚的「威權」，他們根據官僚體系所謂的專業知識一意孤行，為越來越多人做出越來越多的決定，而不是透過民主協商。因此，她主張：「個人的政治參與度高低，不在於參與政府決策的多寡，而是讓政府減少公部門的決策範圍，這樣自然而然就能把決定權讓給私部門的公民，讓他們自己做出更多的決定，提高他們的『參與度』，如果這還算是描述此狀況的合適字眼。」一九七九年，當柴契爾成為英國首相時，就大刀闊斧地展開放鬆管制和私有化計畫。一年後當選美國總統的雷根，也推行類似的計畫。就這樣，「柴契爾主義」和「雷根主義」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盛行一時，成為其他國家仿效的榜樣。
＊作者愛德華．羅斯．迪金森（Edward Ross Dickinson），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超級世紀：震盪全球的巨變年代，形塑今日世界的關鍵150年》（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