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鄉並非孤例。氣溫下降（始於一六二九年）與乾旱（始於一六三七年），讓這個國家陷入千年來最嚴重的情況。陳其德在家鄉目擊到的一切，在整個長江上下游與中國北方都有出現。等到一六三九年，饑饉到處都是，許多地方更是一連發生好幾年。因為旱災而缺糧的地區不僅最容易遭受蝗害，也是流行病容易發生的地方——一六三九年與一六四○年是間歇發生，接著一六四一年則是全面爆發。從一部接著一部的地方志來看，相同順序的事件在未來三年接連展開：一六四○年整個春、夏季無雨；蝗害在七月發生；八月的降雨讓蕎麥抽芽，但九月的霜害卻把穀子打落；十一月饑荒，十二月同類相食；疫情接著在一六四一年春天爆發，十戶人家有七戶家破人亡，有些地方更是滅了全村。這種事件順序在一六四一年再度上演，蝗蟲在九月出現，接著是饑荒，然後傳染病又在一六四二年與一六四三年流行起來。
最後一次大爆發是一六四四年春天，疫情橫掃整個華北平原，並急速沿著大運河發展，及於江南。人在蘇州府的目擊者徐樹丕，在私人回憶錄中提到這種「瘟」最早在北京爆發，然後在該年初往南發展到長江流域。他記錄道，染疫者會咳血，出現這個症狀的人很快就會死去。京師當地稱之為「西瓜瘟」，因為據說病人咳出的血塊，大小跟形狀有如西瓜。徐樹丕還提到這是一種夏天的疾病。百姓的反應是請人跳大神，花大錢在瘟神廟辦法事消災，在無可奈何中期盼平息瘟神莫測的憤怒。江蘇當地的醫生吳有性覺得實在也不能責怪老百姓，這種「瘟」與已知的模式並不符合，讓他不得不放棄「疾病潛伏於人體，只有在季節突然轉變時才會爆發」的舊有觀念。他堅稱，這種傳染病與季節反常無關，而是從體外侵入，展現出超乎其他任何疾病的毒性程度。吳有性對於如何分析「瘟」感到棘手。「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况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吳有性相信「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而他唯一的藥方，就是用檳榔搭配木香與豆蔻服用。
目前針對這種出現在各地，並造成嚴重後果的病原體，還未能進行遺傳分析。不過，即便沒有遺傳分析的證實，光從這段期間的傳染病之猛烈（咸認普遍有七○％的致死率）就能看出這很可能是鼠疫。當地的文獻提到這種「怪疫」發生在北京以東，「死有八九，雖親友不敢問吊」。染疫的比例令人震驚，「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有些文獻提到類似鼠疫的症狀。適才提到的徐樹丕稱一六四四年的「瘟」是「胳瘟」。他沒有用「淋巴結腫大」這樣的術語，只能把腫脹描述成「血塊」。北京西邊的山西省，有地方志記錄一六四四年秋天爆發的「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看來是淋巴結腫大——「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這種病有個名字叫「探頭瘟」。「探頭」的意思，是把你的頭探出去，看看發生什麼事情，但也是用來描述從皮膚下隆起的硬腫——鼠疫造成的淋巴結腫便有這種特色。根據第一位研究這些疫情的中國史學者鄧海倫（Helen Dunstan）判斷，文件中提到的證據「十拿九穩」是鼠疫。在遺傳學家還未能分離出這場傳染病的古DNA，進行基因定序之前，她的說法仍是對文獻資料最有把握的評估。
假如真是鼠疫，那麼中國並不孤單，因為這種病原在大致相同的時期裡，同樣在歐亞大陸的西端爆發。稍微提幾個例子：一六二五年的倫敦（約四萬人死亡）、一六三○年的威尼斯（約五萬人死亡）、一六三二年的紐倫堡（約三萬人死亡）、一六四二年的開羅（約一百八十二萬人死亡）、一六五一年的巴塞隆納（約一萬五千人死亡）、一六五四年的莫斯科（約二十萬人死亡）、一六五六年的那不勒斯（約十五萬人死亡）、一六六三年的阿姆斯特丹（約五萬人死亡），以及一六六五年再度於倫敦爆發（超過十萬人死亡）。是鼠疫在這些年間重回歐洲嗎？瘟疫學家對此還沒有共識。有人主張來自內亞的鼠疫再度感染歐洲，有人主張這種細菌早已在歐洲內部找到生態棲位，並且在小冰河期所創造的特定條件下再度現身。除非我們確切得知明代中國爆發的確實是鼠疫，才能知道上述哪一種解釋符合中國的情況。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