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失序─極端氣候伴隨大規模疫病,大明並非孤例:《忽必烈的獵豹》選摘(2)

2023-09-03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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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鄉並非孤例。氣溫下降(始於一六二九年)與乾旱(始於一六三七年),讓這個國家陷入千年來最嚴重的情況。陳其德在家鄉目擊到的一切,在整個長江上下游與中國北方都有出現。等到一六三九年,饑饉到處都是,許多地方更是一連發生好幾年。因為旱災而缺糧的地區不僅最容易遭受蝗害,也是流行病容易發生的地方——一六三九年與一六四○年是間歇發生,接著一六四一年則是全面爆發。從一部接著一部的地方志來看,相同順序的事件在未來三年接連展開:一六四○年整個春、夏季無雨;蝗害在七月發生;八月的降雨讓蕎麥抽芽,但九月的霜害卻把穀子打落;十一月饑荒,十二月同類相食;疫情接著在一六四一年春天爆發,十戶人家有七戶家破人亡,有些地方更是滅了全村。這種事件順序在一六四一年再度上演,蝗蟲在九月出現,接著是饑荒,然後傳染病又在一六四二年與一六四三年流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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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非洲大陸東北沿海一帶,發生自1981年以來最嚴重乾旱,估計肯亞、索馬利亞及衣索比亞有1,300萬人面臨嚴重饑荒。 (圖/美聯社)
天災隨著乾旱而至。(示意圖,美聯社)

最後一次大爆發是一六四四年春天,疫情橫掃整個華北平原,並急速沿著大運河發展,及於江南。人在蘇州府的目擊者徐樹丕,在私人回憶錄中提到這種「瘟」最早在北京爆發,然後在該年初往南發展到長江流域。他記錄道,染疫者會咳血,出現這個症狀的人很快就會死去。京師當地稱之為「西瓜瘟」,因為據說病人咳出的血塊,大小跟形狀有如西瓜。徐樹丕還提到這是一種夏天的疾病。百姓的反應是請人跳大神,花大錢在瘟神廟辦法事消災,在無可奈何中期盼平息瘟神莫測的憤怒。江蘇當地的醫生吳有性覺得實在也不能責怪老百姓,這種「瘟」與已知的模式並不符合,讓他不得不放棄「疾病潛伏於人體,只有在季節突然轉變時才會爆發」的舊有觀念。他堅稱,這種傳染病與季節反常無關,而是從體外侵入,展現出超乎其他任何疾病的毒性程度。吳有性對於如何分析「瘟」感到棘手。「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况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吳有性相信「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而他唯一的藥方,就是用檳榔搭配木香與豆蔻服用。

目前針對這種出現在各地,並造成嚴重後果的病原體,還未能進行遺傳分析。不過,即便沒有遺傳分析的證實,光從這段期間的傳染病之猛烈(咸認普遍有七○%的致死率)就能看出這很可能是鼠疫。當地的文獻提到這種「怪疫」發生在北京以東,「死有八九,雖親友不敢問吊」。染疫的比例令人震驚,「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有些文獻提到類似鼠疫的症狀。適才提到的徐樹丕稱一六四四年的「瘟」是「胳瘟」。他沒有用「淋巴結腫大」這樣的術語,只能把腫脹描述成「血塊」。北京西邊的山西省,有地方志記錄一六四四年秋天爆發的「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看來是淋巴結腫大——「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這種病有個名字叫「探頭瘟」。「探頭」的意思,是把你的頭探出去,看看發生什麼事情,但也是用來描述從皮膚下隆起的硬腫——鼠疫造成的淋巴結腫便有這種特色。根據第一位研究這些疫情的中國史學者鄧海倫(Helen Dunstan)判斷,文件中提到的證據「十拿九穩」是鼠疫。在遺傳學家還未能分離出這場傳染病的古DNA,進行基因定序之前,她的說法仍是對文獻資料最有把握的評估。

假如真是鼠疫,那麼中國並不孤單,因為這種病原在大致相同的時期裡,同樣在歐亞大陸的西端爆發。稍微提幾個例子:一六二五年的倫敦(約四萬人死亡)、一六三○年的威尼斯(約五萬人死亡)、一六三二年的紐倫堡(約三萬人死亡)、一六四二年的開羅(約一百八十二萬人死亡)、一六五一年的巴塞隆納(約一萬五千人死亡)、一六五四年的莫斯科(約二十萬人死亡)、一六五六年的那不勒斯(約十五萬人死亡)、一六六三年的阿姆斯特丹(約五萬人死亡),以及一六六五年再度於倫敦爆發(超過十萬人死亡)。是鼠疫在這些年間重回歐洲嗎?瘟疫學家對此還沒有共識。有人主張來自內亞的鼠疫再度感染歐洲,有人主張這種細菌早已在歐洲內部找到生態棲位,並且在小冰河期所創造的特定條件下再度現身。除非我們確切得知明代中國爆發的確實是鼠疫,才能知道上述哪一種解釋符合中國的情況。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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