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本書作者走出了死蔭的幽谷，生命再度成為一個飽滿的圓，不僅不再「受制於傳記的制約」（subject to biography），還是真正的主體（subject），並同時尊重傳記主角及讀者兩者為主體，期待他們彼此之間的對話及互相輝映；以鄂蘭的話來說，則是「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
鄂蘭這一句話出自她在一九五八年的演講。當年，雅斯培出版了《原子彈與人類未來》（The Atom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kind）一書，獲得了德國圖書業界的和平獎。獲邀出席頒獎典禮並發表演說的鄂蘭，以〈雅斯培：一闕頌辭〉（Karl Jaspers: A Laudatio）為題做了這場演講，其講稿後來收錄於《黑暗時代群像》一書。揚布魯爾強調，雅斯培獲獎的書深受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影響，而鄂蘭同年出版的《人的條件》則多處受惠於前者關於現代科學的看法。
另一方面，收錄在這篇講稿後面的是〈世界公民：雅斯培〉（Karl Jaspers: Citizen of the World）一文，前文提及雅斯培亦稱鄂蘭為「世界公民」，其實那是前者對這一篇文章的回應，象徵對彼此的一種相互理解，也標誌著友誼的默契。曾經因二戰失聯、戰後才恢復聯繫並通信的這一對師生，就是讓彼此的思想火焰更加熾烈的典範 。
做為他們彼此互相欣賞對方的世界公民身分，其實也是各自的人格與思想「獨立性」之表徵。然而，多數的鄂蘭學者似乎至今仍忽略這一點。她不以意識形態思考，所以在政治光譜上不左不右；她認同美國建國時的民主共和體制及其擁抱的普世價值，但不因此對美國社會歌功頌德；在強烈反對不平等與各種壓迫的同時，她並不支持任何以特定血緣、性別或其他外在表徵為基礎，企圖藉此分化人類的身分認同；最後，她也反對任意無限上綱自己認為的道德或正義、在公領域當中毫不妥協的社會運動。是故，揚布魯爾在二版序言當中一一反駁了不同世代學者對她的誤解以及誤用——他們閱讀鄂蘭時總是以偏概全，因此能把她塞入意識形態光譜上的特定位置，收編成自己的戰友，至於誰罹患了歇斯底里、誰總是迷戀世界的哪個面向、誰又是哪一種不健康的自戀者，筆者相信本文的讀者可以自行分類。
或許，當揚布魯爾在二版序言當中提及，鄂蘭曾對雅斯培說「你的哲學讓我準備好走上政治之路」，她其實也想對鄂蘭說：你的哲學讓我準備好走上精神分析之路——在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的實踐之下，鄂蘭與揚布魯爾，當然也是互見彼此的星火！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本文為《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導讀，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