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這無疑也是雅斯培「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的實踐。哲人傳記如他所說，不但能讓人在偉大思想者的面前謙虛，也比起嚴苛的邏輯推論更能讓人感動，並真正學會如何在具體的人生與歷史脈絡當中思考。這才是我們時代所需的哲學。其書寫方式既不該以小說才能有的連貫性來進行，也不能代替傳記的故事主角或讀者來回答任何的「哲學問題」。據此，《漢娜鄂蘭傳》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針對特定問題提供一個終極答案，而是引發讀者真正的哲學思考，讓他所關切的哲學問題得以在與鄂蘭不曾間斷的對話當中逐漸浮現，直到做出最後的判斷，亦即內在對話暫停的那一刻。能啟發人進行哲思的著作，當然也是一種真正的哲學貢獻。
如此一來，回歸雅斯培哲學思想的揚布魯爾，再度認同了她所書寫的《漢娜鄂蘭傳》，其最高目的也就是讓鄂蘭成為讀者內在對話的對象，如同揚布魯爾長期以來所享有的特權；而原本內在兩相衝突的自我─—他人眼中的傳記作家，以及做為哲學家的自我定位─—也終於達成了最後的和解！
進一步解釋，鄂蘭在《人的條件》書中第五章論及「行動」（action）時，援引了丹麥女作家狄尼森（Isak Dinesen, 1885-1963）底下的話來做為開頭：「所有悲傷都可以忍受，如果你把它們放進故事裡，或是訴說一個關於它們的故事。」略為接觸過鄂蘭著作的讀者，想必知道「敘事」（narrative）是她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之一。這句引言對她來說，正好替該書試圖論證的「奇蹟」之可能做註解——亦即，如果人們可以把過往的不幸歷史放進一個大的故事當中，那麼不僅能從中獲得心靈解脫，也將能恢復新開創造的能力，不再受困於以前的因果鎖鍊。
這是鄂蘭所謂的「原諒」（forgiveness）。對本書作者而言，則將此延伸成一種與自己或世界達成的「和解」（reconciliation），同時也是「對世界的愛」的一種具體表現。基於這樣的解讀，前文出自於《面對傳記的制約》當中的作者人生自述乃是一種必要。一方面，真正與自己達成和解才算愛世界，才堪稱具有思想獨立性之表徵，也才能符合她自己宣稱的，與鄂蘭如出一徹的人格特質——也就是健康的自戀。
另一方面，此舉亦是鄂蘭「說故事」哲學的實踐，讓人看到那不僅止於一種可能，而是你我亦可實現的具體證據。正如揚布魯爾也在《面對傳記的制約》的導論當中揭示，一位作者從傳記書寫當中所能獲得的自我成長，其實也標誌著讀者隨傳記成長的可能性。的確，相較於鄂蘭擁有布呂歇做為伴侶，根據本傳記的描繪，他們家客廳根本如同希臘城邦的公共廣場，夫妻倆在此友愛地進行哲學對話，從不停歇；而揚布魯爾只能仰賴閱讀以及內在對話，來恢復及保有自己的獨立性。似乎沒有比作者本人從傳記中獲得與世界和解之真實經驗還更硬的道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