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氣象局要開始訂出警戒燈號來發佈高溫訊息，立法院亦有意修法把連續高溫定義為「災害型天氣」，這讓台灣未來是否該給勞工「高溫假」的問題浮上檯面，政府大概又要左右為難，企業則是提心吊膽了。
依照氣象局的說法，由於立委有意修改《氣象法》，將連續多日高溫定義為「災害型天氣」，未來勞動部就可以依照此法訂定「高溫假」。在修法完成前，氣象局將提早於6月中旬發布高溫訊息，如果預估隔天氣溫達36度，將發布黃燈警戒；若前2日最高溫已達36度，則發佈橙色警戒；隔日氣溫預估達38度者，燈號直接跳上橙燈，連續3天橙燈則升級為紅燈警戒。
而對是否訂高溫假，勞動部長許銘春的回應是：「這是個好問題，我們會來想想」；工商團體則因擔心增加成本，認為才經過一例一休震撼，不要「沒事找事」，不意外的提醒政府要三思。
高溫假其實算是一個老舊議題，近幾年來，每當夏日降臨、溫度破攝氏36度以上，這個議題總是會拿出來再講一次；過去政府勞工主管部會的回應，幾乎千篇一律是：暫無需求、暫不考慮。不過，依照整體氣候變化看，這個問題即使尚未到「迫切的危機」，需要立刻考量決定的地步，但顯然也是己到必須面對討論的時候了。
雖然，這個世界尚有如川普之流者，不承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但現實生活中，不會有人否認暖化已發生。這幾年的全球平均溫度固然持續創新高，台灣情況亦是氣溫年年新高，而且以單月而言，不但月平均溫度創百年新高，最高溫亦同樣創新高。
10年前，一般民眾認知的夏日「超高溫」是33或35度以上，現在則是33度猶是「宜人」，35度正常，37、38度才算是超高溫。而原本集中在夏天的高溫天氣，也「擴散」到5月、9月，氣象專家多認為台灣很快就要見到40度左右的高溫。在高溫日數增加、季節拉長、溫度更高趨勢下，台灣終究要面對高溫假問題。
幾年前對高溫假議題，當時的勞委會曾回應說，歐美及其它國家都未訂有高溫假，因此台灣亦暫無必要。這話似乎言之成理，但深入看則未必。
歐洲多居溫帶，夏天高溫絕對不能跟台灣比，高溫假確實沒什麼必要；其它國家雖然沒有由中央政府訂定一體適用的高溫假，但各地方卻有類似機制。例如上海就規定，夏天時工作場所如果不能降到33度以下，就應支付高溫津貼；其它北京、廣州、廈門等都有高溫津貼規定，有些地方是以月為標準，有些是按日計算；再如福州及長沙則規定37度以上時，禁止建築工人在戶外工作。高溫津貼金額雖然不多，每個月大概台幣千元左右，但確實是存在。
至於向來重視勞工權益的美國，雖然沒有所謂的高溫假或高溫津貼，但官方有訂出嚴格的高溫工作準則，例如高溫時每小時只能工作多少分鐘，雇主必須準備那些必要的降溫設備（如空調、飲水等）；官方有1份嚴謹的勞工高溫工作技術準則，嚴格規範在高溫工作下的勞工工作環境與工作內容。甚至需要雇用戶外高勞力（如建築業、搬運業）的民間企業，在雇工時所簽的契約，都包括高溫條款先作規範。
因此，台灣要面對的問題應該不是高溫假需要與否，而是該如何訂才能切合需要。例如所謂高溫的標準，要多少才算高溫？是否要再分級？以體感溫度還是實際溫度為主？還有，對藍領、白領，或是室內（有空調）、戶外不同的工作，是否該有所區分？甚至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內容，是否需考慮其體力負擔的不同而又有不同的標準？要以強制性的高溫假為主（類似颱風假），還是補貼型高溫津貼為主？或是只以工作場所規範為主？
坦白說，真要作是必須有更細膩的規定、更切合不同產業的勞資需求；最糟糕又最忌諱的就是訂一個「一體適用」、全國365行都要遵守的規定。例如許多營造業雇工是按日計酬，沒作就沒錢，訂一個氣溫36度以上一律不得工作的高溫假規定，碰到連續高溫日，勞工豈不連吃飯都出問題？此時以高溫津貼、要求高溫下勞工工作規則，可能更能被接受。
但一碰上「高溫津貼」這事，又觸動企業界最敏感的神經，過去放颱風假已經讓企業怨聲不斷，地方首長在決定是否放颱風假時，還要擔心放錯假會「對不起國家民族」；而高溫津貼又必然增加企業的成本負擔，如果訂出的標準過高，企業增加成本事小，企業可能為省錢不讓勞工出勤，結果勞工賺不到錢，情況就如陳義甚佳的勞基法修訂，最後導致企業、勞工與社會三輸的下場。
綜合而言，在全球暖化、每年溫度增加、極端氣候頻率提高等情況下，為保障勞工安全，高溫假的問題必須面對，而不是單純「想想」而已了；但對該如何訂定、具體內容，主管單位宜記取一例一休教訓，別再想弄出一個規定就全國365行、所有類型工作都一體適用。提高高溫日勞工安全的同時，也要給予勞動市場、勞資雙方應有的彈性空間，否則類似一例一休的「3輸」結果可能會再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