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對內的負疚感來自對日本社會與同學。.當時流行語：與其一個人跑一百步，不如一百個人跑一步。「團塊世代」從小在經歷戰爭的父輩和老師的和平主義教育下長大，樸素的絕對和平與平等思想根植人心。他們心存疑惑，為什麼到了高中就變成了需要踩倒別人才能贏得激烈競爭的勝利呢。他們進入大學後仍然心存內疚感。
第三：高度經濟成長帶來社會巨變，價值觀上的違和感。不久前還梳著齊涮涮的妹妹頭，穿著雙排扣制服的學生，一下子進城穿起牛仔褲，內心的價值觀仍然保留在「近代」。自我認同的危機與從「現代的不幸」脫穎而出的願望依然是心中的糾葛。不少學生參加反對公害運動，互助運動，住民運動。
第四：對既存革新組織的保守化與形骸化的失望。「三無氣質」成為1967年流行語。即「無力氣，無思想，無節操」、或者說「無力氣，無關心，無責任」。
第五：擺脫孤獨感。從參加全共鬥的學生手記以及眾多的書籍來看，占據校園大幹一場，可以擺脫孤獨感，結交朋友而感到興奮。
第六： 學生認為教授與學生的關係已經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而在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下成長大的團塊世代，對封建社會中的師徒關係，對主君的家臣關係非常反感。許多學生對老師不用敬語。而在東大九十年歷史的總共十三萬兩千畢業生中，其中1964年－1968年畢業生占一成。比如東大大幅度增加教員，教授會相當於公司的基層管理會，講師，助教毫無發言權。助教與底層教員加入聲援學運。
第七：戰後日本知識人對中國古典閱讀的視覺障礙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幻想以及媒體的責任。毛澤東的烏托邦復活了日本左翼知識人的政治期待和訴求。恰「如同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崇拜孔孟，文革時期的知識人崇拜毛澤東」。1959年創刊的《朝日期刊》發行量為十五萬部，到1965/66年發行量為二十七萬部。一位美國外交官說：日本的關於中國文革的資料收集、週刊、演講筆記、書籍的量膨大得驚人。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保存了大量的「文革物」。作為單行本發行的書籍十二年中80－90%都是高喊「文革萬萬歲」的贊美派。我呆若木雞。納粹日德同盟政權下十三年，在日本發行的歌頌納粹的書籍，遙遙不及文革十二年日本贊美文革的書籍，後者是在言論自由的戰後日本，為什麼會出現文革贊美一邊倒的現象呢。（參見栗田直樹《共產中國與日本人》成文堂）
1962年，毛澤東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