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寶萊塢電影在中港台成為一股熱潮，印度演員阿米爾汗（Aamir Khan）成為重要品牌。他的多部電影作品涉及意識形態反建制、挑戰權威，探討印度社會、家庭、弱勢及女性議題。
「我相信只要你願意，創作人可以改變社會，」阿米爾汗近日在香港大學一個論壇上表示：「電影可以改變人心。」
這為他贏得「印度良心」的美譽，在國際享負盛名，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頻繁與各地元首會面。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時，也公開向對方表示自己看過阿米爾汗的作品《摔跤吧！爸爸》（台譯「我和我得冠軍女兒」），很喜歡這部電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國備受熱捧，創下近13億人民幣票房的記錄，是印度本土票房的兩倍多。
阿米爾汗有「印度劉德華」之稱。
不少評論指出，阿米爾汗的電影探討社會、性別、教育議題，華人社會容易產生共鳴，然而，在世上眾多這類社會批判性的電影中，為何他的寶萊塢電影能夠打入華人市場？他的電影填補了中文電影界的哪一塊空白？而他所呈現的印度，又是否印度的真實面貌？
BBC中文採訪了幾位專家，探討這位印度巨星為何能在華語世界造成風潮。
引起中國觀眾共鳴的寶萊塢電影
在阿米爾汗揚名之前，印度的寶萊塢電影在華語世界一直比較小眾，很少被市場接納。
2009年，阿米爾汗主演、探討填鴨式教育及精英主義問題的電影《三個傻瓜》（Three Idiots，又譯《三傻大鬧寶萊塢》、《打死不離三兄弟》），因題材引起中國大陸網民共鳴，透過網絡傳播在中國爆紅。被正式引進到中港台三地院線後，《三個傻瓜》創造了寶萊塢電影罕見的票房佳績。
阿米爾汗從此進入華語觀眾的視野，開拓了華語世界對印度、寶萊塢電影的想像。
習近平說很喜歡《摔跤吧！爸爸》（即《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2017年，《我和我的冠軍女兒》（Dangal，又譯《摔跤吧！爸爸》）在中國大陸上映，上映19日內就衝破8億（人民幣，下同）票房，最終創下近13億票房，相當於印度本土票房的兩倍多。新作《隱藏的大明星》（Secret Superstars，又譯《打死不離歌唱夢》）票房亦達7億。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譚以諾則向BBC中文指出，阿米爾汗的電影能夠以本土題材走向全球的原因，在於它們能將社會性與娛樂元素較好結合，即使探討的議題深刻而嚴肅，其文藝及娛樂特性始終相當豐富。
專門研究印度的媒體人任其然認為，阿米爾汗的電影在中國取得成功，是由這些印度題材在中國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造就。
同為崛起中的亞洲大國，印度與中國有很多可以互相比對的社會議題。《三個傻瓜》中對大學功利化、學生人生選擇受限描繪深刻，《我和我的冠軍女兒》講述嚴父以強迫手段將女兒培養成摔跤選手，針對男性主導家庭、女性社會地位、國家體育體制機械化等議題，這些都是中國觀眾容易代入的題材。
任其然向BBC中文分析指出，中印兩國在人口、經濟發展上相似，中國一直視印度為重要競爭對手，但同時又認為印度整體水平不如中國，對印度抱輕蔑態度 ── 正因為這種心態，看到阿米爾汗的電影反映的現實竟然跟自己的生活很相似的時候，中國觀眾便會想：「為甚麼中國沒有這種電影？」
阿米爾·汗曾到訪中國探望大熊貓。
中國能不能出一個阿米爾汗？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隱藏的大明星》爆紅，中國輿論熱議一個問題：為甚麼中國出不了阿米爾汗？
譚以諾說，近年印度電影受到國際注目，而中國電影未能達到同樣成績，與兩地電影業界取向不同有關。「好萊塢較愛吸收一些他們本身沒有的敘事、拍攝元素，來豐富自己的電影。但中國近年一直在參考好萊塢的制式，所以難以向國際輸出自己的元素。」
他又指出，中國較受歡迎的「愛國」電影，事實上很難跨過民族邊界，為其他文化的觀眾所接受。
阿米爾汗到四川成都學打青城太極拳。
事實上，中國不乏探討社會議題的電影，但很少以幽默諷刺的形式去表達。
譚以諾指在大陸，不觸碰嚴肅主題的娛樂、商業片，與探討社會問題的嚴肅電影，基本上無法混和：前者可以通過審查，後者則注定處於體制以外。
他以去年在境外備受讚譽的《嘉年華》為例：「一旦決定不在制度內玩，就不會只滿足於談家庭倫理，會針對權力關係、社會面向、官商貪腐等社會結構性、中國制度的大問題。」
「中國就是有一條這樣嚴格的線，把兩種電影分得很開。」
任其然亦認為，以娛樂方式來處理中國社會問題，這樣的電影手法在中國的成效始終存疑：「可能恰恰因為阿米爾汗的電影在講外國的故事，但又跟我們很像，旁敲側擊去面對我們的問題，這樣的形式反而更吸引中國觀眾。」
任其然說，討論「中國能不能出一個阿米爾汗」，實際模糊了一些重點。我們首先要問，阿米爾汗有多大反映了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今時今日的實況？
阿米爾汗鏡頭中的印度有多真實？
西方媒體傾向歌頌這位印度電影人的貢獻，例如美國《時代》雜誌，曾把阿米爾汗列作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並問：「他能改變這個國家嗎？」
在國際社會上，阿米爾汗被譽為「印度良心」，但在國內卻是備受爭議的人物。
2012年，阿米爾汗主持電視節目《真相訪談》（Satyamev jayata / Truth Alone Prevails），以脫口秀以及新聞報導方式，討論印度社會的敏感、禁忌話題，包括女性墮胎及同性戀等。他亦經常為公共議題發聲，在選舉中鼓勵國民投票，更曾在總理會面時，當面提出清道夫應否處理排洩物等議題。
阿米爾汗成為了反莫迪派別聲援的對象。
阿米爾汗傾向開放、進步價值的取態，不能取悅所有人。2015年，阿米爾汗在網上為平權發聲，指印度「容忍度低」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彌漫一股「恐懼」和「令人不安」的氣氛 ── 這則言論引來保守派大舉抨擊，反對者在示威活動中燒燬他的照片，並揚言要他這名穆斯林「滾回巴基斯坦」，時時受到網絡攻訐。
這幾年，阿米爾汗與他的進步電影在國際社會大受歡迎，但印度國內的政經環境，在強人莫迪治下，不斷右傾。反莫迪的一方傾向認同阿米爾汗，但保守勢力則對他窮追猛打。
電影能改變社會嗎？
任其然說，阿米爾汗所代表的是印度城市中產與精英的文化，崇尚多元，屬中間偏左的聲音，與今天印度整體右傾的意識形態，具一定對抗性，但亦越來越被邊緣化；論國內受歡迎程度，阿米爾汗也不可能及得上強調經濟發展的現任印度總理莫迪。
任認為，即使他的娛樂作品帶有政治理想，但在印度能產生的效果，可能越來越有限。
印度影評人安娜‧維蒂卡（Anna Vetticad）亦向BBC指出，毋須過份抬高阿米爾汗的影響。維蒂卡認同他的電影，有別於只求刺激或娛樂的主流電影，更傾向觸及印度公共討論中不常出現的話題，部份作品對推動印度女性平權問題亦有幫助；但若說電影能一夜之間改變印度社會，不免流於誇大。
對於這個問題，阿米爾汗自有體會。雖以影視為主業，但他亦有採取實際行動介入社會議題，與太太創立基金會，關注印度的孤兒、食水、難民危機。
「電影可以打動大眾、令他們明白一些東西，這是電影能夠做到的最大效果之一，」阿米爾汗在港大論壇上表示：「但如果你想推動更多，就必須走出音樂、電影、電視以外。」
BBC中文記者邵智杰（發自印度新德里）對此文也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