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陸國台辦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推出31項措施，降低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工作及經商限制。這些措施又被民間稱為「惠台31條」。它打破民進黨在台灣執政以來，兩岸互動的僵局。但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鑒於大陸過去對台的經濟讓利效果不佳，因此認為此次惠台31條恐怕也將重蹈覆轍。
的確，大陸過往經濟讓利政策效果不佳，恐怕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此次的政策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對台政策思維的轉變。一是繞過台灣蔡英文政府，選擇直接面對台灣民眾。事實上，上述31條措施，很多是2014年因為「太陽花運動」阻斷的服貿協議內容。上次未能通過兩岸政府簽署協議落實，這次北京轉變策略，直接單邊實施，直接面向台灣民眾與企業機構。這是大陸在邏輯上的突破之一。第二則是通過上述政策，給予台灣民眾「准國民待遇」，試圖削弱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身份差別。
在上述兩項思維邏輯上的突破中，我更看重於後者的變化。這層變化的產生，顯然不僅僅是基於過去大陸對台政策的反思與總結，更為重要的是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後的經驗與教訓。甚至可以據此認為，此番大陸惠台31條，將從事實上宣告原來為解決台灣問題而設計的「一國兩制」，將不會再用於解決台灣問題。即使在已經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恐怕也會是「一國」仍在，但「兩制」難存。
為何這樣說？如果我們回顧「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過程，其實不難發現，本為了削弱內地與香港之間在經濟、文化、社會及政治制度上的不同而創設的「兩制」，本身存在著致命的軟肋。也正是這一個軟肋的存在，導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不斷遭遇挑戰，變成了一個本不應該是「問題」的「香港問題」。
北京在香港回歸初期，為了展示北京實施「一國兩制」的誠意以及凸現其效果，因此基本上放手讓香港政府決定特區諸多事務。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兩制」體現最為明顯的時期。但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對香港的態度逐漸轉變。及至2015年國務院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則宣告「一國兩制」的實施，已經徹底轉向「一國」。
十幾年間，這種政策重心的轉變，很大程度上在於北京終於意味到，「兩制」本身存在的軟肋，為香港的治理、北京對香港的管治製造了巨大的障礙。可以說「兩制」在無形之中，不斷強化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不同。正是因為「兩制」的存在，無時無刻不在提醒香港當地人，其在諸多方面與內地並不相同，包括政治制度、文化生態、經濟制度等等，因此也不斷地強化部分香港人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幫助香港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
尤其是，在政治層面，雖然香港政制並不像西方歐美發達國家，屬於民主政體。但長期以來香港受英國管治，並且建立起了良好的法治制度與文化生態，這些都是當下，甚至是未來短時間內，內地所無法企及的。因此，這些因素往往成為香港人抗拒北京干預香港事務的理由，成為香港泛民主派、激進本土主義者及「港獨」分子對抗北京的理由。
在這些方面，台灣與香港的相似性，顯然更勝於與大陸。比如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始終強調，兩岸可以統一，但一定要在和平、民主的前提下。按上述邏輯，北京如果將「一國兩制」運用於台灣，未來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只會更強烈，而北京對台灣的控制，將更為棘手。更何況，當下臺灣人的身份認同、政治認同以及主體性較之香港有過之無不及。因此，解決台灣問題，必然改弦更張。北京不可能再用「一國兩制」的方案來解決台灣問題。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這些年，雖然於香港治理來說，出現了很多問題，但卻也給北京新的思考方向與治理思路，即通過強化「一中」，忽視「兩制」上的差異。因為「一國兩制」存在政治層面上的軟肋，使得北京在這方面難以獲得其在地民眾的輕易認可。無論是台灣或是香港，都會強調在與大陸（內地）在融合過程，要求政治上的「統一」，即要實現民主、自由。但在短期內，於北京而言，這並不現實。
但北京絕不會因此而停止統一的步伐。我們知道，習近平曾明確表示，兩岸長期存在「政治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這並非只是一種言說 、一種表達。習近平是個注重歷史評價的人。統一台灣，自然會是其個人治國理政之路上深厚的一筆，也是其比肩毛澤東、鄧小平等人重要的政治資本。
因此，既然政治上的差異是「一國兩制」實施的軟肋，是短期內大陸所不可能實現的轉變，那麼只能避開雷區，直取核心。所以，也才有了此次惠台31條政策在邏輯上的突破與轉變。相信未來北京在對香港問題、台灣問題都會有與此相關的政策出臺。
當然，在此我們仍然需要思考的問題是，通過弱化彼此間的政治差異，通過強化「一中事實」，降低身份認同，拆解思想邏輯潛在的區別意識，是否真能化解部分香港、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視意識呢？如果大陸的治理方式及制度變革，不能朝向更為現代化，為多數國家認可的方向發展，那麼上述政策的效果，恐怕仍然要打上問號。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