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
新自由主義者的論調予人的印象是，經濟受到國家箝制，必須爭取脫離這種政治獨裁。但從歷史發展來看，這種觀點錯得離譜：在資本主義早期型態出現的地方，當地的早期資本家同時也握有政治力量。
中古時期屬於漢薩同盟的城市，如漢堡、呂貝克（Lübeck）、布萊梅（Bremen）等富麗堂皇的市政廳，直到今日，依然顯示當年權高一時的議員們曾經在此開會議事。這些城市新貴自然不是由人民推選出來，而是出身顯赫的鉅商家族，他們將這些獨立的城邦建設成推升遠地貿易與他們私人錢庫的助力。
在所有商業大城都能見到這種模式，統治義大利威尼斯（Venedig）、佛羅倫斯（Florenz）與熱那亞（Genua）等諸城邦的也同樣是金錢貴族，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佛羅倫斯的金融豪門麥第奇（Medici）家族，而該家族成員甚至躋身為托斯卡尼（Toskana）大公。1492年發現美洲之後，貿易重心儘管西移，但在安特衛普（Antwerpen）與後來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都是由商人治理他們的城市。「資本主義唯有在它等同於國家，當它就是國家時，才能獲勝。」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做了上述的歸納。
這些商貿城市面積儘管不大，卻是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強權。無論是威尼斯或熱那亞在地中海區都擁有眾多的殖民地，而阿姆斯特丹商人於1602年利用國家統治權設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勢力更擴展到了印尼；在此，政治力量與經濟利益二者密不可分。
這些大型商貿城市控制了全球貿易直到十七世紀，但它們卻像是位在封建國家這座浩瀚大海上的資本主義小島。十八世紀時這種情況有了變化，在歷史上首度有一整個民族國家受資本利益統治，這個國家便是英國。前此我們已經提到過的1688–89年之際的光榮革命便是這種變革的象徵。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保障了議會多方的權益，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形式上，英國成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但其表決權卻規定，表決者必須擁有相當資產才行。
這是一小群主要由鄉紳，但也由商人組成的菁英。他們主宰了英國議會，並極力讓英國政治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而他們之所以推選適合他們的國王，也非偶然。1688年英國人民推翻了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擁立奧蘭治－拿騷（Oranien-Nassau）的威廉三世（Wilhelm III），威廉三世同時也是荷蘭的行政長官。
但如果我們因此以為，在此之前英國商人深受君主所苦，這種說法也不正確。最晚從十六世紀起，推動經濟向來便是英國國王的宗旨，正如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見證的：「自從伊莉莎白女王治國起，英國法令便極力照顧商業與手工業的利益，而實際上，歐洲包括荷蘭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此重視工業。」
英國的例子很快便成為楷模，其他歐洲君主也了解，想在歐洲的長期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們就不得不推動經濟。軍隊勞民傷財，唯有繁榮的經濟才足以應付，因此自十七世紀起所謂的重商主義風行全歐。重商主義儘管並未形成完足的理論綱領，卻促使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君主積極創建手工作坊，並推動本國出口貿易。在此，國家與經濟再度密切合作：歐洲君主大多有市民階層的策士指導他們商貿生活如何進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他甚至於1697年化名前往荷蘭，在贊丹（Zaandam）的造船廠工作，以深入了解這個商貿富國的經濟。
這段簡短的歷史陳述顯示，資本主義並非誕生於與國家的對抗，而是向來享有國家支持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伴隨著工業化興起時，國家的角色有了根本性改變。重商主義在大規模不景氣的經濟中努力創造成長，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卻出現了反向的問題：如今雖然有了成長，但科技的急速發展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必須仰賴國家解決。
為了有利資本主義的開展，必須使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創立大學、資助研究等，而呈爆炸性擴張的都市必須妥善規劃與管理，道路與鐵路有待鋪設，而諸如新藥等可能具有危險的產品需要控管，工廠安全需要監控，環境危害也須避免。凡此等等，一夕之間都等待著國家去解決。
此外，假使沒有國家參與，最重要的科技發展就滯礙難行。在此僅舉一例：德意志應用電學愛迪生學會（即後來的通用電氣公司）之所以願意投入電力事業，是因為柏林市是個可靠的客戶，並且於1884年與該公司簽定特許契約。
但最主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讓人民承受得了科技變革。「全民富裕」雖然動聽，但生產力持續提升也是一種折磨：原有的知識落伍，昔日有保障的工作消失，而在爭取最佳工作的競爭中也非人人都能獲勝。社會學者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對進步的辯證法做了極佳的描述：「競爭產生不平等，即使每個人的績效都提升了，也必定會有一些人失敗。這個人的成功是他人的失敗，績效的提高──或早或晚，在此或在彼──會導致績效不良，而這種績效不良的必然性，便是競爭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個無可脫逃的進步陷阱……在競爭中，個人績效的提升都建立在從群體預支的績效上，社會必須承認並接受績效不良的後果！」而其結果則是眾所皆知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實施國營的失業保險與社會救濟，以便至少能為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痛處加上避震器。
國家愈形重要，而這一點也反應在所謂的國家支出比率，也就是公共支出在年經濟產值上的佔比上。此時國家支出比率極速攀升，在德意志帝國時期佔比還只有5％至7％，到了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便高達15％至20％，而在2011年時，德國的國家支出比率更高達45.3％。
乍看之下，這似乎表示國家支出持續向上攀升，但實際上國家支出比率幾乎四十年沒有太大的變動。1975年時，德國的國家支出比率便已高達48.8％，而此後甚至還得負擔兩德統一的費用。由此看來，認為名為國家的莫洛赫神（Moloch）會將資本主義的稚嫩幼苗嚼得粉碎，這種擔憂絲毫沒有根據。
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儘管奧地利的國家支出比率高達50.5％，但在過去數年，奧地利的經濟成長卻強過德國。在2001至2010年間，奧地利的平均經濟年成長率為1.6％，德國卻只有0.9％。至於瑞士則似乎是個反面例證，瑞士的平均成長率為1.7％，但其國家支出比率卻只有34.5％。
不過，如果只是比較絕對經濟成長率卻會令人產生誤解，因為我們還不知道這些生產力要分配到多少人身上──而上述三個國家在這一點上有著值得我們注意的差別。德國國民數目略減，約為8,020萬人，瑞士在過去十年來則多出了80萬人，人口約800萬，大約增加了10％。同一時間在奧地利則有40萬人移入，全國人口增加了5％，總共約840萬人。人口越多代表消費越多，如果必須供應更多外來移民的生活，經濟自然就會成長。
且讓我們更精確計算：瑞士自2000年以來的累計經濟成長約為21％，而同一時期人口約增加逾10％，因此其中一半屬於「橫向成長」，亦即人均經濟成長率只有一半，約為0.85％。這個數字與德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相去不遠，德國在人口略減的情況下來到0.9％。儘管奧地利的國家支出比率在這三國中最高，但奧地利的人均經濟成長也最高。
此外，瑞士人是如何將他們的國家支出比率壓到令人訝異的34.5％，也頗令人好奇，畢竟幾乎其他西歐國家都在45％到55％之間。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是「私有化」。瑞士的醫療保險與部分退休保險是由私人企業辦理的，因此不在國家支出比率之列。就一名瑞士企業員工看來，這不過是一種戲法，因為他還是不得不繳交保險費。瑞士企業家協會（Schweizer Unternehmerverband）曾經計算過，如果將民營社會保險考慮在內，瑞士的國家支出比率應如何：結果甚至遠高於德國。
過去幾年來，全歐洲都盯緊了國家支出比率，並且盡可能將數據壓低，這幾乎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全民運動，但他們的成功不過是借助了統計的戲法。所有西方國家，無論是由社會民主黨或保守黨執政，其「國家支出比率」都差不多。這種結果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國家必須是資本主義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否則資本主義便會崩潰。
如果國家沒有出手援助、調節，「金融市場」根本就不會存在。光就最早的銀行史來看，這一點便已極為明顯。銀行之所以在十四世紀時興起於義大利，目的不在接受私人存款，而是為了管理公共債務。在義大利商人眼中，這種密切合作是必然之理：國家是由他們治理的，對他們而言國家與私人反正沒有差別。
就連股份公司原本也非純粹的私人經濟型企業。全球第一家股份公司便是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創立於1602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這家公司的獲利，是因為國家保障它與亞洲遠地貿易的獨佔權。此外，儘管證券交易所向來被視為是自由市場的化身，但起初它也與私人經濟沒有多大關連：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現了全球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而這家交易所最初的目的只是提高「流動性」，也就是促進與國家密切相關的證券之交易量。這家交易所處理的主要是公債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十七世紀倫敦開設今日的證券交易所時，也出現了這種現象：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股票與英格蘭銀行的債券，這兩種證券再度變得炙手可熱。二者都是國家支持的獨佔型公司。
此後各金融市場的發展差異儘管極大，但直到今日，如果少了政府債券的標的，許多投資人就不知該如何是好。正如德國聯邦證券所示，公債的交易金額是天文數字。2011年德國流通的聯邦公債價值約一兆一千億歐元，但聯邦公債在全球的交易額卻高達六兆歐元，這表示在一年內每筆公債至少被買賣了五次以上。
更受人們喜愛的是外幣交易，其全球交易量至少達四兆歐元──單日交易量。這種超大型賭場對經濟並沒有實質助益，但大家卻樂於遺忘貨幣「本身」並不具任何價值。錢之所以具有購買力，是因為有國家監控。每個國家的央行都訂有利率水平以免貨幣供應爆量。然而，利息不過是一種價格──借貸的價格；而借貸依然是金融市場的核心生意，因此號稱自由的金融市場，其實是由國家決定其價格的市場。如果有個火星人來到地球上，他們大概會以為金融市場幾乎是種社會主義吧。
而這個火星人的想法並非毫無根據，因為大銀行與基金享有獨一無二的優惠：每當它們瀕臨破產危機，國家幾乎都會出手相救。因為一家重要的銀行破產不只會導致金融市場崩潰，實體經濟也將受到衝擊（第四篇會詳加說明），因此國家不得不干預以免經濟崩盤。對投資銀行而言，這種隱藏版的國家保證，代表的是莫大的利益，因為它們活在一個可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怪誕混合體之中：損失由社會分擔，利潤由私人享受。
沒有任何其他經濟領域比金融業更倚賴國家了。就此看來，金融業裝扮成與國家毫無瓜葛的模樣，實在是種高明的行銷手段。自1980年代初起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主要的伎倆在於指控國家的調控是扼殺「金融市場」與經濟自由發展的拘束衣。昔日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在「大爆炸」後首度的重要演說中，便將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濃縮成一個句子：「消失的是那些阻礙成功的控制。」而「成功」一詞正意味著，將「失敗」完全排除在外；這種態度根本遠離現實。資本主義是種善變的體系，很容易造成週期性危機。這些危機大多只是尋常的經濟衰退，但也可能導致由金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引發的大蕭條（詳細說明見第四篇）。等到成長停滯，國家就再次被請出來，這時候連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家都非常樂於接受政府協助。最新的例子便是於2009年制定，旨在協助汽車業度過金融危機的「汽車報廢補貼」（Abwrackprämie），這項補貼總共花掉德國納稅人50億歐元。
除了這類直接補助，許多公司還間接受惠：儘管支持市場經濟的人士批評國家支出比率過高，但在危機時期穩定經濟的卻也正是這些公共支出；因為這樣，退休金才能照發，失業者才得以接受補助，而醫療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障也不會縮水。這種「自動穩定機制」保障了最低所得基準，而此舉又帶來了消費、營收及工作機會。德國經濟如果只由私人企業構成，那麼每逢危機，經濟就會大幅萎縮。十九世紀還沒有社會保險，國家也未進行干預時，就是一個駭人的例證：歷經1873年的經濟恐慌後，德國鐵路產業的工人有40％遭到解雇；這在今日簡直無法想像。
在資本主義中，國家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假使沒有國家持續不斷的干預，就不會出現有效的資本主義。這種關連大家有目共睹，因此市場自由主義論者何以頑固地漠視這一點，就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答案之一或許是：必須仰賴國家，這樣的想法令人不舒服。而必須時時與上百萬名同胞協調，沒有可供你逃避的經濟小島，也太辛苦了。反之，市場這個概念則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慰藉：那裡只有個人，可以全力追求一己的成就，不必時時顧慮到廣大的整體；那裡每個人都是打造自己幸福的鐵匠，只為自己與家人承擔責任。這種童話太美好了，美好得令人捨不得放棄。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德國《日報》（taz）的財經記者，曾接受過銀行職員的職業教育，並於大學攻讀歷史與哲學。著有《哇，我們可以納稅，中產階級的自我欺騙》（Hurra, wir dürfen zahlen. Der Selbstbetrug der Mittelschicht）。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資本的世界史》（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