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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國家不干預經濟才能成長的假定是錯誤的:《資本的世界史》選摘(2)

作者說,資本主義是種善變的體系,很容易造成週期性危機。這些危機大多只是尋常的經濟衰退,但也可能導致由金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引發的大蕭條。(資料照,取自pixabay)

作者說,資本主義是種善變的體系,很容易造成週期性危機。這些危機大多只是尋常的經濟衰退,但也可能導致由金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引發的大蕭條。(資料照,取自pixabay)

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

新自由主義者的論調予人的印象是,經濟受到國家箝制,必須爭取脫離這種政治獨裁。但從歷史發展來看,這種觀點錯得離譜:在資本主義早期型態出現的地方,當地的早期資本家同時也握有政治力量。

中古時期屬於漢薩同盟的城市,如漢堡、呂貝克(Lübeck)、布萊梅(Bremen)等富麗堂皇的市政廳,直到今日,依然顯示當年權高一時的議員們曾經在此開會議事。這些城市新貴自然不是由人民推選出來,而是出身顯赫的鉅商家族,他們將這些獨立的城邦建設成推升遠地貿易與他們私人錢庫的助力。

在所有商業大城都能見到這種模式,統治義大利威尼斯(Venedig)、佛羅倫斯(Florenz)與熱那亞(Genua)等諸城邦的也同樣是金錢貴族,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佛羅倫斯的金融豪門麥第奇(Medici)家族,而該家族成員甚至躋身為托斯卡尼(Toskana)大公。1492年發現美洲之後,貿易重心儘管西移,但在安特衛普(Antwerpen)與後來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都是由商人治理他們的城市。「資本主義唯有在它等同於國家,當它就是國家時,才能獲勝。」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做了上述的歸納。

這些商貿城市面積儘管不大,卻是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強權。無論是威尼斯或熱那亞在地中海區都擁有眾多的殖民地,而阿姆斯特丹商人於1602年利用國家統治權設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勢力更擴展到了印尼;在此,政治力量與經濟利益二者密不可分。

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取自Wikipedia)
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取自Wikipedia)

這些大型商貿城市控制了全球貿易直到十七世紀,但它們卻像是位在封建國家這座浩瀚大海上的資本主義小島。十八世紀時這種情況有了變化,在歷史上首度有一整個民族國家受資本利益統治,這個國家便是英國。前此我們已經提到過的1688–89年之際的光榮革命便是這種變革的象徵。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保障了議會多方的權益,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形式上,英國成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但其表決權卻規定,表決者必須擁有相當資產才行。

這是一小群主要由鄉紳,但也由商人組成的菁英。他們主宰了英國議會,並極力讓英國政治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而他們之所以推選適合他們的國王,也非偶然。1688年英國人民推翻了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擁立奧蘭治-拿騷(Oranien-Nassau)的威廉三世(Wilhelm III),威廉三世同時也是荷蘭的行政長官。

但如果我們因此以為,在此之前英國商人深受君主所苦,這種說法也不正確。最晚從十六世紀起,推動經濟向來便是英國國王的宗旨,正如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見證的:「自從伊莉莎白女王治國起,英國法令便極力照顧商業與手工業的利益,而實際上,歐洲包括荷蘭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此重視工業。」

英國的例子很快便成為楷模,其他歐洲君主也了解,想在歐洲的長期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們就不得不推動經濟。軍隊勞民傷財,唯有繁榮的經濟才足以應付,因此自十七世紀起所謂的重商主義風行全歐。重商主義儘管並未形成完足的理論綱領,卻促使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君主積極創建手工作坊,並推動本國出口貿易。在此,國家與經濟再度密切合作:歐洲君主大多有市民階層的策士指導他們商貿生活如何進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他甚至於1697年化名前往荷蘭,在贊丹(Zaandam)的造船廠工作,以深入了解這個商貿富國的經濟。

這段簡短的歷史陳述顯示,資本主義並非誕生於與國家的對抗,而是向來享有國家支持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伴隨著工業化興起時,國家的角色有了根本性改變。重商主義在大規模不景氣的經濟中努力創造成長,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卻出現了反向的問題:如今雖然有了成長,但科技的急速發展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必須仰賴國家解決。

受工業革命大量燃煤所致,倫敦在1950年代以前的100年間有大約10次大規模煙霧事件,其中最嚴重、對健康危害最大的一次即1952年。圖為大霧籠罩的倫敦街頭納爾遜紀念柱(取自維基百科)
受工業革命大量燃煤所致,倫敦在1950年代以前的100年間有大約10次大規模煙霧事件,其中最嚴重、對健康危害最大的一次即1952年。圖為大霧籠罩的倫敦街頭納爾遜紀念柱(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為了有利資本主義的開展,必須使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創立大學、資助研究等,而呈爆炸性擴張的都市必須妥善規劃與管理,道路與鐵路有待鋪設,而諸如新藥等可能具有危險的產品需要控管,工廠安全需要監控,環境危害也須避免。凡此等等,一夕之間都等待著國家去解決。

此外,假使沒有國家參與,最重要的科技發展就滯礙難行。在此僅舉一例:德意志應用電學愛迪生學會(即後來的通用電氣公司)之所以願意投入電力事業,是因為柏林市是個可靠的客戶,並且於1884年與該公司簽定特許契約。

但最主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讓人民承受得了科技變革。「全民富裕」雖然動聽,但生產力持續提升也是一種折磨:原有的知識落伍,昔日有保障的工作消失,而在爭取最佳工作的競爭中也非人人都能獲勝。社會學者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對進步的辯證法做了極佳的描述:「競爭產生不平等,即使每個人的績效都提升了,也必定會有一些人失敗。這個人的成功是他人的失敗,績效的提高──或早或晚,在此或在彼──會導致績效不良,而這種績效不良的必然性,便是競爭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個無可脫逃的進步陷阱……在競爭中,個人績效的提升都建立在從群體預支的績效上,社會必須承認並接受績效不良的後果!」而其結果則是眾所皆知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實施國營的失業保險與社會救濟,以便至少能為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痛處加上避震器。

國家愈形重要,而這一點也反應在所謂的國家支出比率,也就是公共支出在年經濟產值上的佔比上。此時國家支出比率極速攀升,在德意志帝國時期佔比還只有5%至7%,到了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便高達15%至20%,而在2011年時,德國的國家支出比率更高達45.3%。

乍看之下,這似乎表示國家支出持續向上攀升,但實際上國家支出比率幾乎四十年沒有太大的變動。1975年時,德國的國家支出比率便已高達48.8%,而此後甚至還得負擔兩德統一的費用。由此看來,認為名為國家的莫洛赫神(Moloch)會將資本主義的稚嫩幼苗嚼得粉碎,這種擔憂絲毫沒有根據。

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儘管奧地利的國家支出比率高達50.5%,但在過去數年,奧地利的經濟成長卻強過德國。在2001至2010年間,奧地利的平均經濟年成長率為1.6%,德國卻只有0.9%。至於瑞士則似乎是個反面例證,瑞士的平均成長率為1.7%,但其國家支出比率卻只有34.5%。

不過,如果只是比較絕對經濟成長率卻會令人產生誤解,因為我們還不知道這些生產力要分配到多少人身上──而上述三個國家在這一點上有著值得我們注意的差別。德國國民數目略減,約為8,020萬人,瑞士在過去十年來則多出了80萬人,人口約800萬,大約增加了10%。同一時間在奧地利則有40萬人移入,全國人口增加了5%,總共約840萬人。人口越多代表消費越多,如果必須供應更多外來移民的生活,經濟自然就會成長。

海拔只有196米的阿斯科納(Ascona)是瑞士地勢最低的小鎮(圖/Diriye Amey@flickr)
海拔只有196米的阿斯科納(Ascona)是瑞士地勢最低的小鎮(資料照,取自flickr)

且讓我們更精確計算:瑞士自2000年以來的累計經濟成長約為21%,而同一時期人口約增加逾10%,因此其中一半屬於「橫向成長」,亦即人均經濟成長率只有一半,約為0.85%。這個數字與德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相去不遠,德國在人口略減的情況下來到0.9%。儘管奧地利的國家支出比率在這三國中最高,但奧地利的人均經濟成長也最高。

此外,瑞士人是如何將他們的國家支出比率壓到令人訝異的34.5%,也頗令人好奇,畢竟幾乎其他西歐國家都在45%到55%之間。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是「私有化」。瑞士的醫療保險與部分退休保險是由私人企業辦理的,因此不在國家支出比率之列。就一名瑞士企業員工看來,這不過是一種戲法,因為他還是不得不繳交保險費。瑞士企業家協會(Schweizer Unternehmerverband)曾經計算過,如果將民營社會保險考慮在內,瑞士的國家支出比率應如何:結果甚至遠高於德國。

過去幾年來,全歐洲都盯緊了國家支出比率,並且盡可能將數據壓低,這幾乎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全民運動,但他們的成功不過是借助了統計的戲法。所有西方國家,無論是由社會民主黨或保守黨執政,其「國家支出比率」都差不多。這種結果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國家必須是資本主義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否則資本主義便會崩潰。

如果國家沒有出手援助、調節,「金融市場」根本就不會存在。光就最早的銀行史來看,這一點便已極為明顯。銀行之所以在十四世紀時興起於義大利,目的不在接受私人存款,而是為了管理公共債務。在義大利商人眼中,這種密切合作是必然之理:國家是由他們治理的,對他們而言國家與私人反正沒有差別。

就連股份公司原本也非純粹的私人經濟型企業。全球第一家股份公司便是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創立於1602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這家公司的獲利,是因為國家保障它與亞洲遠地貿易的獨佔權。此外,儘管證券交易所向來被視為是自由市場的化身,但起初它也與私人經濟沒有多大關連: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現了全球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而這家交易所最初的目的只是提高「流動性」,也就是促進與國家密切相關的證券之交易量。這家交易所處理的主要是公債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十七世紀倫敦開設今日的證券交易所時,也出現了這種現象: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股票與英格蘭銀行的債券,這兩種證券再度變得炙手可熱。二者都是國家支持的獨佔型公司。

此後各金融市場的發展差異儘管極大,但直到今日,如果少了政府債券的標的,許多投資人就不知該如何是好。正如德國聯邦證券所示,公債的交易金額是天文數字。2011年德國流通的聯邦公債價值約一兆一千億歐元,但聯邦公債在全球的交易額卻高達六兆歐元,這表示在一年內每筆公債至少被買賣了五次以上。

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美聯社)
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資料照,美聯社)

更受人們喜愛的是外幣交易,其全球交易量至少達四兆歐元──單日交易量。這種超大型賭場對經濟並沒有實質助益,但大家卻樂於遺忘貨幣「本身」並不具任何價值。錢之所以具有購買力,是因為有國家監控。每個國家的央行都訂有利率水平以免貨幣供應爆量。然而,利息不過是一種價格──借貸的價格;而借貸依然是金融市場的核心生意,因此號稱自由的金融市場,其實是由國家決定其價格的市場。如果有個火星人來到地球上,他們大概會以為金融市場幾乎是種社會主義吧。

而這個火星人的想法並非毫無根據,因為大銀行與基金享有獨一無二的優惠:每當它們瀕臨破產危機,國家幾乎都會出手相救。因為一家重要的銀行破產不只會導致金融市場崩潰,實體經濟也將受到衝擊(第四篇會詳加說明),因此國家不得不干預以免經濟崩盤。對投資銀行而言,這種隱藏版的國家保證,代表的是莫大的利益,因為它們活在一個可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怪誕混合體之中:損失由社會分擔,利潤由私人享受。

沒有任何其他經濟領域比金融業更倚賴國家了。就此看來,金融業裝扮成與國家毫無瓜葛的模樣,實在是種高明的行銷手段。自1980年代初起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主要的伎倆在於指控國家的調控是扼殺「金融市場」與經濟自由發展的拘束衣。昔日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在「大爆炸」後首度的重要演說中,便將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濃縮成一個句子:「消失的是那些阻礙成功的控制。」而「成功」一詞正意味著,將「失敗」完全排除在外;這種態度根本遠離現實。資本主義是種善變的體系,很容易造成週期性危機。這些危機大多只是尋常的經濟衰退,但也可能導致由金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引發的大蕭條(詳細說明見第四篇)。等到成長停滯,國家就再次被請出來,這時候連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家都非常樂於接受政府協助。最新的例子便是於2009年制定,旨在協助汽車業度過金融危機的「汽車報廢補貼」(Abwrackprämie),這項補貼總共花掉德國納稅人50億歐元。

除了這類直接補助,許多公司還間接受惠:儘管支持市場經濟的人士批評國家支出比率過高,但在危機時期穩定經濟的卻也正是這些公共支出;因為這樣,退休金才能照發,失業者才得以接受補助,而醫療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障也不會縮水。這種「自動穩定機制」保障了最低所得基準,而此舉又帶來了消費、營收及工作機會。德國經濟如果只由私人企業構成,那麼每逢危機,經濟就會大幅萎縮。十九世紀還沒有社會保險,國家也未進行干預時,就是一個駭人的例證:歷經1873年的經濟恐慌後,德國鐵路產業的工人有40%遭到解雇;這在今日簡直無法想像。

在資本主義中,國家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假使沒有國家持續不斷的干預,就不會出現有效的資本主義。這種關連大家有目共睹,因此市場自由主義論者何以頑固地漠視這一點,就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答案之一或許是:必須仰賴國家,這樣的想法令人不舒服。而必須時時與上百萬名同胞協調,沒有可供你逃避的經濟小島,也太辛苦了。反之,市場這個概念則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慰藉:那裡只有個人,可以全力追求一己的成就,不必時時顧慮到廣大的整體;那裡每個人都是打造自己幸福的鐵匠,只為自己與家人承擔責任。這種童話太美好了,美好得令人捨不得放棄。

《資本的世界史》書封。(遠足提供)
資本的世界史》書封。(遠足提供)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德國《日報》(taz)的財經記者,曾接受過銀行職員的職業教育,並於大學攻讀歷史與哲學。著有《哇,我們可以納稅,中產階級的自我欺騙》(Hurra, wir dürfen zahlen. Der Selbstbetrug der Mittelschicht)。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資本的世界史》(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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