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效應又影響到審查制度。他們對巨額投資的節目，尤其希望具有轟動的效果，後來甚至成為他們審查節目的一個重要標準，這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對一些可能引起麻煩的片子，他們也是拿著自己的職位去冒險試一試，《河殤》的製作和播出就是如此。CCTV的領導人全力支持，受到上面追查後，他們一面去向中央作檢討，一面又來同我商量拍續集。
3、「文革」結束以來知識份子對政治的厭倦，官方意識形態的逐漸消退，使文學、美術、電影等都逐漸擺脫宣傳的功能，不再承擔政治使命。
4、1979年以後，中國與外國合作拍片越來越多，如與日本合作的「絲綢之路」(1979)、「話說長江」(1980)、「黃河」(1988)，與義大利和美國合拍的「馬可波羅」(1982)、與英國合作的「龍的心」(1982)，等等，這些合作不僅為中國拍攝紀錄片解決經費問題，也使中國的電視製作人員獲得了拍攝多片集、大型化紀錄片的經驗。
三、八十年代的紀錄片
由於中國擁有龐大的觀眾和市場，電影電視製作者總是幸運的，無論拍故事片還是紀錄片，只要有所創新，總能引起轟動。八十年代中期，CCTV的紀錄片主要是以山川風光為題材，並且都是以多片集的樣式出現，我稱之為「大型系列片時代」，如1983年8月播出的「話說長江」，25集，每集20分鐘，由陳鐸、虹雲兩個主持人解說，在兩個頻道交替播放，連續半年之久，在全國引起一場」長江熱」。這部《話說長江》的總撰稿人陳漢元，當時央視的專題部主任，文革前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他也是文革前那部《收租院》的撰稿人。《話說長江》這部紀錄片產生了兩個創意性，一是總撰稿人制度，一是主持人模式，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大型紀錄片。
這裡插一句。中國紀錄片的製作隊伍，其前身是一支專門為中共領導人收集、拍攝社會問題、民間動態的半軍事化機構，五十年代由他們組建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又抽調其中一些人到中央電視臺做電視紀錄片，這些人跟前面提到的那位陳漢元不同，很多人是軍人出身、眼界不寬、知識有限，實際上不能配合「大型系列片時代」的來臨。比如，1980年最早的一部《絲綢之路》，中日合拍的，中方的總導演屠國壁，就是這麼一個人，1987年他再擔當中日合拍的《黃河》總導演，就拍得不成功，央視這才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製作《河殤》。
1986年又有兩部大型紀錄片播出，陳漢元再創作一部《話說運河》，三十多集，採取邊拍邊播的方式，讓運河旁的普通老百姓走進電視，也講了許多歷史、文化和民俗。另一部是《讓歷史告訴未來》，中共建軍六十年歷史的十二集紀錄片，由央視軍事部製作，請來當時寫陳毅傳記的南京軍區報告文學作家何曉魯任總撰稿人，她敘述當中穿插了不少人物傳紀資料和紀實性的文學手法，雖然語言仍不脫官腔官調，但在紀錄片的處理手法上很有創新。這些片子的經驗，如所謂」河流片」的廣闊視野和文化意識、所謂」歷史片」打破時間和空間的跳越、聯想以及鏡頭的快速切換，都對我們後來製作」河殤」有很大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