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隨吉朋的腳步，頭幾年專注於爬梳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和其贊助者安東尼．艾什利．庫珀勛爵的著作，詳細查閱卡羅來納基本憲章的手寫原件。這份原件保存在查爾斯頓圖書館學會（Charleston Library Society），那裡距我家只幾分鐘的步程。這份憲章為卡羅來納殖民地勾勒出具有理想主義性質的模範社會，為居於社會少數的教派成員提供了某些公民權利，但也針對他們加諸許多新的限制，並支持英國國教會為國教和唯一真正的宗教。這項計畫給予教會有限的宗教自由 而非給予個人真正的自由，而且只讓支持政府的教派享有那樣有限的宗教自由。籠統來講，這個憲章與成吉思汗一體適用的寬容原則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其中我找不到哪個具體的細項足以指出該法受到該原則啟發──措詞或論據沒有相似之處，連可將兩者勉強拉上關係的小細節都沒有。
於是，我不情不願的拋棄了洛克在成吉思汗的法律裡得到啟發或我南卡羅來納的家鄉受到這類觀念大大影響的想法。不過，還有個更大的疑問有待釐清。美國的建國先賢有機會接觸到關於成吉思汗「大法」的知識？如果有，他們抄襲了該「大法」？我把重點從洛克轉移到美國建國先賢身上。不久，我發現瑪莎．華盛頓（Martha Washington）曾把一本成吉思汗傳記給她的丈夫，心情大為鼓舞。這是以小說形式寫成的傳記，書名《成吉思汗：韃靼史》（Zengis: A Tartarian History），作者安娜．德拉羅什吉揚（Anne de La Roche-Guilhem），一六九一年以法語首度出版，隔年出現英譯本。喬治．華盛頓把此書保存在芒特弗農（Mount Vernon）的藏書室，至今仍在那裡。
我以為自己找到寶，結果空歡喜一場。讓人洩氣的，這本書躺在華盛頓的藏書室三百多年，我卻找不到有人讀過此書的證據。喬治．華盛頓從未提到此書，我翻遍他的書信或文件，也沒看到提及成吉思汗。我覺得已非常接近答案，但由於欠缺證據，我擔心自己會是白忙一場。
幾年後，我無意中發現證據，得知從查爾斯頓到波士頓等地方的美國商人的確曾進口並販售以成吉思汗為主題的書籍，心情再度大為樂觀。除了喬治．華盛頓藏書室裡的那本小說，十八世紀北美洲諸殖民地最暢銷的書是《古蒙古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這是本可靠的大部頭傳記，由法國學者佛朗索瓦．佩帝．德拉克魯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出版於一七一○年。熟悉法國文化的班傑明．富蘭克林大力推廣此書，在他的報紙上登廣告，透過郵購方式從費城郵局販賣此書，運送到北美洲諸殖民地。
一七七○年代誰買了這些談成吉思汗的書？誰對成吉思汗感興趣，那些書流落何方？同樣的，我一頭栽進富蘭克林浩繁的文件和出版品裡，想針對成吉思汗的宗教寬容敕令和美國建國先賢讓他們的新國家的所有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決定，找到兩者直接關連的證據，不易找到的證據。當時的美國人，一如成吉思汗，想打造一個前所未見的新國家。十八世紀美國學者沒有自己的知識史，很想從西方思想的死水之外找到行政、司法典範。他們想找到更好的模式，於是博覽群書，特別著迷於亞洲的領導人。富蘭克林似乎對世上每個主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他身上，我除了找到與蒙古人有關連的一些若即若離的暗示，找不到別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美國諸位建國先賢裡，買下最多本佩帝．德拉克魯瓦所著傳記的人是湯瑪斯．傑佛遜，隨之得到一個重要線索。傑佛遜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買了數本此傳記的法文原版，當禮物分送他人。他孫女科妮莉亞．傑佛遜．蘭道夫（Cornelia Jefferson Randolph）十七歲生日時，他送了此書給她當生日禮物，並在書中題字，敦促她展書一讀。他手中的諸多成吉思汗傳記，有一本落腳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一本擺在維吉尼亞大學的圖書館裡；傑佛遜是這兩個機構的創辦人。晚至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傑佛遜仍寫信給巴黎書商尚．佛朗索瓦．佛魯萊（Jean François Froullé），再訂購一本成吉思汗傳，並要求將此書「裝進牢靠的行李箱裡，用皮革蓋住，或者用海豹皮蓋住的話更好。」
我細心翻閱了傑佛遜所擁有的一本成吉思汗傳的複印本。這本書強調成吉思汗的宗教寬容政策，複印了蒙古宗教自由法的原文。佩帝．德拉克魯瓦強調該法是成吉思汗頒行的第一道法律。誠如在此傳記裡所闡述的，這項蒙古法律是普通法，以非常淺顯易懂的文字，載明每種宗教的信徒都享有自由。一七七七年，即起草「獨立宣言」一年後，湯瑪斯．傑佛遜為他老家維吉尼亞州制訂美國的第一道宗教自由法時，把蒙古該法的崇高詞語轉化為具體的法規。他在讀過關於成吉思汗的書之前就極力贊成宗教自由，但他在這本傳記裡找到的，乃是把對宗教自由的追求轉化為法律的具體方式。宗教自由是個人權利，不是教會的特權。
蒙古法律規定任何人都不得「以宗教理由干擾或騷擾任何人」。同樣的，傑佛遜的法律載明，「任何人都不會……因他的宗教看法或信仰而受苦。」成吉思汗的法律強調，「每個人都該可以自由宣說他們最滿意的宗教」。傑佛遜的法律呼應此觀點，載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宣說……他們的宗教看法。」成吉思汗的第一道法律和維吉尼亞成文法在精神上類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條款，但在措詞上不同。這一修正條款寫道：「國會不會立法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蒙古帝國子民的宗教信仰極為多元，為此前任何帝國所未見。此前從未有哪個人統治那麼多種宗教的信徒，自己卻不屬其中哪種宗教：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儒士、祆教徒、摩尼教徒、印度教徒、猶太教徒、基督徒、數種萬物有靈論者。各大宗教底下又分為多個相互競爭且往往誓不兩立、打得你死我活的教派。成吉思汗一生最大的難事，不是征服那麼多部落、城市、國家──那對他來講不算太難──而是使他們共同生活在由一個政府治理的團結社會裡。
一九九七年，我開始研究《蒙古秘史》，試圖找出手稿裡所有事件的發生地，分析重大事件在蒙古境內和中國、中亞全境開展的地方，然後根據這份分析評估文本。第一年，我以為一個夏天就能完成這工作，然後為了探明從哈剌和林到巴爾幹半島的各個征服地，我以為兩個夏天就會完成。結果，如今，經過將近二十年，這工作還沒完成，仍憑藉步行、騎駱駝、騎馬或開四輪傳動車繼續進行。一開始我單槍匹馬，但漸漸的參與人員愈來愈多，除了對此區域有獨一無二的認識且把這認識貢獻給此計畫的遊牧民，還有一組全心奉獻此計畫的蒙古學者。久而久之，探究的範圍從最初只是成吉思汗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擴及緬甸北部和高棉帝國殘部之類區域。緬甸北部被成吉思汗之後的蒙古人征服，高棉帝國從未被蒙古人征服，但與蒙古大汗發展出工作關係。這項研究的後半階段遠超出《秘史》的範圍，但《秘史》仍是我的指南。
蒙古征服的駭人，在書籍和影片裡得到翔實的描述，但成吉思汗在制訂宗教法上的角色，仍大體上未得到探明。晚年，他把遙遠各地的宗教領袖叫到他的行宮，試圖使彼此競爭的宗教永遠和平相處，使生靈不再因為這些宗教的好戰仇視而塗炭。最初那只是欲找到自己精神核心的個人作為，後來漸漸變成以瞭解宗教在社會裡之角色的探求。他愈是深入思考不同交戰教派的律法和特性，愈是深信只要任由人為了信仰而殺人或因為信仰而被殺，沒有哪個帝國能長治久安。
成吉思汗在近代世界的影響力之廣、之深，遠超乎我原本所以為，這一體認驅使我寫下這第二本書。從我做研究開始，我就承認成吉思汗的精神性和其對待宗教的特殊作風具有重要性，但並未真正瞭解其重要在哪裡。探明觀念與信念的傳播，比探明印刷機、火藥或羅盤之類新科技的傳播難上許多。直到現在，在我研究成吉思汗生平和蒙古帝國將近二十年後，我才覺得可以把我的研究心得拿出來就教於大家。
此書大體上是應我結褵四十四年的妻子沃克．皮爾斯（Walker Pearce）的要求而寫，她覺得我先前的著作忽略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豐富且獨特的精神生活。此書書名由她決定。撰寫此書期間，我曾把原稿讀給她聽，她對此書將呈現的面貌比我更為清楚，但她未能活著看到此書的完成。在此書的完成上，我得到編輯Joy de Menil不少的鼓勵和指引，在查爾斯頓，我還另外受益於Stephanie Hunt的編務協助。
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在世時和十八世紀美國建國先賢重新發掘出他時，他的觀念具有革命性，時至今日依舊不減，他所面臨的許多難題，和我們在這個往往因宗教多元而陷入對立衝突的全球社會裡所面對的難題一樣。信仰自由與狂熱份子的行動兩者如何取得平衡？當這類狂熱份子擺脫社會控制而成為社會的主宰時，會出現什麼情況？要怎樣才能防止一教的信徒攻擊別教的信徒？要怎樣才能迫使各自宣稱自己為唯一真正宗教的相對立宗教和諧共處於社會？宗教的界限為何？成吉思汗急切求索這些疑問的答案，而在八百年後的今日，找到這些答案一樣刻不容緩。
＊作者為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人類學博士，蒙古國成吉思汗學院的榮譽人文博士，現任美國明尼蘇達州馬卡勒斯特學院德威特．華勒斯人類學講座教授和成吉思汗學院的榮譽教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三部曲之三《征服者與眾神：成吉思汗如何為蒙古帝國開創盛世》（時報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