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某些對台灣情況的描述，4月21日葛超智備忘錄提到基隆港每天都有新的屍體出現，許多反對人士被槍決，但有兩位應該是中立人士，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也被槍決。雖然夜裡的槍聲與驚叫聲減少了，但是台北市區的氣氛還是非常的緊張。雖然葛超智簡單地描述了某些情況，但這類情況自然讓台人對國府的統治開始產生不好的印象。
台灣社會的不安，持續了許久，1947年11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國務卿的電報指出，他與蔣中正談話提到台灣問題時，當蔣中正看到情況顯然是越來越嚴重後，他決定採取行動。當各種消息持續顯示政府管理不當，人民鬱積著不滿，具有有效領導的革命行動組織，以追求獨立自主為目標。蔣中正了解這個情況，也很爽快地表達原則上同意，基於重視經濟復甦，在有限定的幾年之內，可以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同管理台灣。
蔣中正一生為追求中國統一奮鬥，由他嘴裡說出來，同意在限定時間之內，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管台灣，這真是很罕見的情況，也顯示當時在南京的國府，對於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仍然有許多嚴重的問題，沒有辦法獲得妥善解決。二二八事件與緊接其後的白色恐怖，讓台灣歷經了20多年的高壓，直到1970年代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國府不得不調整策略，逐步改革開放，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痕，卻仍然紛擾台灣，不知何時才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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