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攸關我國的歐盟碳邊境調整措施來看，其規則書便針對能源提出2個關鍵的永續門檻；其一，產出每一KWh的排碳必須低於100公克，這個低門檻所隱含之意義為：使用煤與氣，即使透過碳補存與再利用之技術，都不再符合綠色的定義。其二，視為高門檻之規定，亦即凡每KWh排碳超過270公克之技術，將被視為對於環境造成重大損害。對於台灣的能源配比而言，這個指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國電網的碳排係數恐將成為外貿揮之不去的夢饜
對於我國而言，無法去煤且大量依賴天然氣的能源結構，恐將永遠無法滿足其標準。在一方面，我國未來涉及或參與歐盟投資，在爭取融資時，均將受到這個遊戲規則改變之影響，面臨是否符合永續金融要求之質疑；其次，對於迫在眉睫的CBAM而言，早已表示其碳足跡之計算將擴及電網之碳排係數，換言之，除我國當前每KWh近400公克的電網碳排係數已遠大於其高門檻外，低門檻的去煤與氣的實質壓力，更是台灣揮之不去的夢饜。
嚴格來說，正是因為歐盟這個金融服務的永續技術規則，讓CBAM的碳排稽核會隨之演變，而我國過往的盤查，均未曾以因應如此嚴格的永續目標來辦理，是以未來在與歐盟談判及企業在面臨CBAM調查時，我國若要有因應之能力，則必須在碳定價的設計上，也充分反映永續的科學基準，才能據之與歐盟談判。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綠色金融必須有更進一步與永續科技指標聯結，並法制化之必要，否則將難以發揮引領金融服務規則的改變及資金投入的綠化，更無法充分發揮前瞻建設的低碳轉型效用；而這些正是我國能挑戰2050淨零排碳目標的關鍵作為。
應具體完善聯結巴黎協定的綠色金融體制的變革
其實，或許我們現在馬上要學習歐盟均有人時地不宜之限制，然則回歸國際發展趨勢，自上而下的推動綠色金融變革卻有其必要，否則並無法真正改變甚麼。就此，前述國際財政部長氣候行動聯盟提出了所謂的「六大赫爾辛基原則」（Helsinki Principles）：
1. 調適（Align）：依據我們針對巴黎協定所作承諾調整我們的政與實務。
2. 分享（Share）：分享彼此之經驗與專業來彼此鼓勵，並促進對於氣候行動之政策與實務的集體理解。
3. 促進（Promote）：努力促成有助有效碳定價之措施。
4. 主流化（Mainstream）：將氣候變遷納入總體經濟政策、財政規劃、預算編列、公共建設投資之管理以及政府採購等過程之考慮。
5. 動員（Mobilize）：藉由促進投資及支持減緩與調適之投資部門的發展，來帶動私部門的氣候融資。
6. 參與（Engage）：參與國家準備與履行NDC之相關行為。
對於我國而言，不論過去的NAMAs或是INDC，甚至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均未見財務金融部門之積極參與，這與上述赫爾辛基原則之期許落差甚大。若我們相信史登爵士對於財務的關鍵評論為真，那麼，該是我們把財務金融部門納入2050淨零排碳之規劃的時候了。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本文為「以2050淨零排碳作為疫後台灣永續的超前部署」系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