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季奧運將在2022年登場，然而，有鑒於中國迫害人權的種種惡行，德國在野議員跨黨派呼籲抵制這場體育賽事，強調對人權迫害默不作聲，這本身也是一種表態。不過德國國會的運動委員會主席認為，抵制2022北京冬奧將以運動員的職業生涯作為代價，並且對抵制賽事的效果表示懷疑。
2022年2月中國將於首都北京舉辦冬季奧運。這場冬奧意義重大，因為這可能成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第一場如期舉行的大型國際運動賽事；另一方面，2022北京冬奧也有其政治意涵：這是中國展示國力、習近平展示個人威望的最佳場合。現在，德國的政治人物正在爭論不休—究竟該不該因為中國迫害人權的行徑抵制這場賽事？
德議員：對人權迫害默不作聲，也是一種表態
德國聯邦議會的在野黨成員呼籲聯邦政府，應該抵制2022北京冬奧。擔任國會人權委員會主席的自民黨（FPD）議員延森（Gyde Jensen）向《周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表示：「若對世上侵害人權最嚴重的行為（比如在新疆發生的事情）默不作聲，也是一種政治表態。」
因此，延森急迫地認為，政府必須抵制2022北京冬奧。他說：「若是德國高層的政治人物藉由允許自己公開出席（2022冬奧），來成為共產黨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做出對共產黨有利的事情，這將會是一個致命的信號。」延森希望德國的運動協會以及德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能夠「向運動員們現場解釋人權情況，並藉此使他們認知到，運動不能與政治脫鉤。」
人權專家：國際奧會、運動聯盟、相關企業都有責任
同時，人權專家、綠黨（die Grüne）議員包瑟（Margarete Bause）也向《周日世界報》說：「中國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進行有系統性的人權迫害已有數年之久。全世界眼睜睜地看到，中共在香港違反國際法，而異議分子則被關進牢中。」
Olympische Winterspiele in Peking, Eishockey-WM in Belarus oder Fußball-WM in Katar.
— Ssaman Mardi (@SsamanMardi) April 14, 2021
Immer wieder stellt sich die Frage, welche Verantwortung der Sport für die #Menschenrechte trägt? Dazu diskutieren heute @MargareteBause und Claudia #Roth
Zur Anmeldung: https://t.co/TW7OxNjOwO pic.twitter.com/7HgNXeyhjc
包瑟認為，世界不能無視這樣子的罪行，必須「在政治上取締」這些運動賽事。因此，她認為發動政治與經濟上的抵制是必要的。如果政治人物對此議題視而不見、敬而遠之，其本身也是一種清楚的表態。因此，不論是國際奧會、運動協會或是運動相關企業，通通都有責任。包瑟說：「我對贊助商的期待是，希望他們不要成為專制政權的幫兇，這可是一個踐踏人權的專制政權。」
執政黨議員：抵制要有效果才有意義
不過，擔任聯邦議會運動委員會主席的社民黨議員弗萊塔格（Dagmar Freitag）對上述言論表示懷疑，他對《周日世界報》說：「從我的觀點看來，抵制北京冬奧只有在很多國家一起進行，而且要能帶來顯而易見的持續效果時，這一切才有意義。」
弗萊塔格認為，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也都發生過抵制，不過「最終都只是淪為以運動員為代價的無意義乒乓」。當年，西方民主國家對1980年的莫斯克奧運先發出抵制，後來以蘇聯為首的東方共產集團也在4年後的洛杉磯奧運「反抵制」，此後國際社會對於體育賽事祭出「抵制」手段也更加謹慎。
不過弗萊塔格也強調，這並不代表民主國家的政府不該表態：「政治與體育的表態當然非常重要，而且能夠帶來真正的影響，比方說今年年初，關於白羅斯本來要舉辦冰球世錦賽的相關討論。」弗萊塔格說的是今年1月，白羅斯舉辦冰上曲棍球世界錦標賽的資格遭到取消。除了疫情因素以外，該國政治局勢動盪也有關係：白俄羅斯現任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被認為在去年的大選舞弊，白俄羅斯的反對派與民間團體也因此在先前不斷呼籲取消主辦資格。
為何現今大型運動賽事常遭抵制？
除了白羅斯的冰球錦標賽、中國的2022冬奧以外，過去也傳出幾波呼籲抵制2022世足賽的聲浪，這場預計將於2022年11月於卡達舉辦的世足賽，同樣因為人權問題受到外界關注。為何現今的大型運動賽事常遭抵制？或者另一個問法：為何現今大型運動賽事的主辦權，經常落於專制政權手中？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國際委員會偏好這些政權，事實上，部分是因為歐美民主國家的公民，常藉由公投來決定不要成為相關賽事主辦國。僅在過去十年中，德國的慕尼黑、漢堡、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加拿大卡加利、義大利羅馬、挪威奧斯陸以及瑞士伯恩，都由該城市居民決定不要申請成為奧運主辦國。
在此趨勢下，這些大型賽事變越發有可能在相對獨裁的國家舉辦，因為那裡的人民相對缺乏向政權說不的管道。另一方面，若還要考量應尋找有相應財力的主辦國，選擇更變得寥寥無幾。然而，抵制手段是以運動員的職業生涯為代價，這使得民主國家政府感到兩難。
外交專家：在現場抗議或可解決兩難
《世界報》（Die Welt）外交政策首席記者菲爾金（Clemens Wergin）在專文中表示，抵制賽事無疑是要運動員替國際奧會錯誤的決定（指將主辦權授與中國）付出代價，然而奧林匹克運動會又不僅僅是運動競技，而更關乎精神及價值的傳遞，在此情形下，現場的和平抗議或許是個好的辦法，儘管《奧林匹克憲章第50條指南》對運動員發出政治表態一事作出部分限制。
然而，在過去，奧林匹克委員會便曾經因為運動員在領獎時作出政治表態，而將運動員逐出奧運會。最著名的一次事件發生在1986年，兩名非裔美國籍的運動員史密斯（Tommie Smith）與卡洛斯（John Carlos）在分別獲得田徑200米的金牌與銅牌後，在頒獎儀式上舉起帶著黑色手套的拳頭，這樣的舉動卻導致運動員被逐出當屆奧運會。對此，菲爾金寫到：「但若是2022年的獲獎者被委員會從奧運會逐出，重演著名的1968墨西哥市黑人權力致敬事件呢？無法接受。若再次發生這種事，將是國際奧會再一次向中國卑躬屈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