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討厭國民黨的理由，你會想到什麼？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中壢事件、美麗島大審、江南案、陳文成案、黨國體制，是許多不喜歡，甚至是厭惡、憎恨國民黨的人往往的第一印象。因此在有這麼多討厭國民黨的理由之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句朗朗上口的標語，就充分顯示馬政府執政末期以降，社會上不斷高漲的反國民黨氛圍。
而這股反國民黨浪潮，並不僅止於國民黨本身，隨著不明就理的仇恨蔓延，更可以看到，如今連支持國民黨的普通民眾，都被反國民黨浪潮列入撻伐對象，而加以攻擊。更甚者，把選舉當作「智力測驗」，以該選區藍營是否勝選作為評判標準，嘲笑那些由藍營勝出選區的選民未通過智力測驗。換言之，就是諷刺這些選民是智力不足才會去投國民黨。
然而這種被情緒蒙蔽理性的思維和論調，卻從未去思考一個實質的問題，那就是，如果國民黨真的罪該萬死，對台灣一點貢獻都沒有，那為何還有不算少數的支持者，而能位居我國第二大黨？也就是說，對於某些人來說，確實有扎實的理由可以去討厭國民黨。但是，這是不是也意味著，或許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也能有充足的理由讓他們去支持國民黨？而不應武斷地認為只有智力不足、被洗腦的人才會去投國民黨。因此，本文的核心主旨就在於探討過去有哪些因素是藍營支持者之所以支持國民黨的理由。
經濟奇蹟：既不簡單，也不偶然
我國在戰後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素來有經濟奇蹟之譽，更被國際列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不過近年來，由於反國民黨聲浪高漲，因此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也受到部分質疑。例如將經濟奇蹟歸功於日殖時代日本人的建設，認為台灣的經濟起飛在日殖時代就已奠定，國民黨只是搭上順風車；或斷言國民黨政府只是搭上當時東亞區域發展的浪潮；以及認為如果當時不是由國民黨統治，台灣能取得更好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反而妨礙了台灣經濟發展。諸如此類的論述，大抵來說，就是質疑國民黨政府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
不過事實真是如此嗎？首先必須說，我國的經濟奇蹟來得並不容易，也絕非必然，係在一群有卓見的技術官員和社會群眾胼手胝足之下，所共同孕育出的成就。而將我國的經濟奇蹟歸功於日本人建設，事實上就忽略，雖然日本人確實推動不少基礎建設，然而這些建設背後卻都充斥的殖民背景。而日本人之所以在台灣建設基礎設施，很大的原因就是出自於便利自身的殖民經營，借剝削台灣來強盛「祖國」日本。因此在殖民統治之下，台灣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被迫迎合日本的需求，必須依賴於日本而無法自立，創造出所謂「米糖經濟」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產物。因此這也導致台灣不僅在日殖時期難以發展輕工業，進行產業升級，且由於產業結構配合日本，而非依據國際市場，所以當日殖結束後喪失日本市場的情況下，由在國際上並無競爭優勢的米糖產業所建構的台灣經濟，自然受到重創，而必須重新調整。總地來說，除了有論者強調的基礎建設外，一個以農業為主，不具有規模的工業，且喪失既有出口市場而其農產品在國際上亦無競爭優勢的殖民經濟體，更貼近於日本人留給國民政府的真實寫照。
那至於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否只是國民黨好運？若當時不是國民黨治理，我國能取得更好佳績？過去相關的反駁論述，通常會以國內數據做為佐證，然而要真正證明我國的經濟奇蹟並不簡單，也不偶然，就必須從國際層面來進行比較。國際上最具盛名的經濟史學者Angus Maddison曾經受OECD之託出版《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以1990年國際元為標準，對全世界各國和地區進行廣泛的經濟統計，可以說是目前學界為止最完整的權威性作，廣被引用。而根據Maddison的資料，雖然由於數據不足，因此並未列出台灣1871至1911年時的人均GDP，不過由於1870年時為550元(1990年國際元)，而1912年為722元，因此大致可以推估日本在接掌台灣時，台灣地區的人均GDP在600元左右；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地區和日本則為540元（1890年）及1123元（1895年）。
而在歷經50年殖民統治，1945年時台灣人均GDP因戰亂僅達742元，巔峰則在1942年的1502元。也就是說，50年內大致成長2.5倍。而從同期1936至1945年東亞各國十年間的巔峰值來看，台灣係遠高於中國大陸、泰國、緬甸（1936年的597元、1938年的826元、1936的838元）；略高於印尼、韓國（1941年的1252元、1937年的1482元）；略低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1940年的1587元、1942年的1673元)；遠低於日本(1940年的2874元)。總地來說，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台灣在東亞的經濟水平位居於中段，大致與各國相仿。
而若以國府遷台後到總統第一次直選界定威權時期，則台灣在這段時間內，人均GDP從1950年的924元，一路高速成長到1996年的13796元。也就是說，在長度與日殖相仿的47年內，成長近15倍。而若以1950年為基礎，台灣在東亞各國及地區中，則遜於新加坡、香港、日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2219元、2218元、1921元、1559元、1070元），略高於印尼、泰國和韓國（840元、817元、770元）。然而到了1996年，台灣經濟大幅成長，此時人均GDP僅低於香港、日本和新加坡（21075元、20494元、19963元），略高於韓國（12495元），遠高於印尼（3556元）、菲律賓（2296元）、泰國（6877元）、馬來西亞（7496元）。
這也就是說，除了環境、位置較為特殊，歸屬於城邦國家的星、港，以及本就屬於領頭羊的日本外，在威權統治時期，台灣的經濟發展遠勝於東亞各國，僅韓國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與之比擬。要知道，1996年時東亞和南亞16國的人均GDP為3448元，而我國的GDP卻高近4倍。
更進一步來看，如果在標準放諸整個亞洲，在1996年超過台灣的也僅有以色列（15302元）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4604元)，不過兩者在1950年時亦高於台灣，為2817元和15798元；若以拉丁美洲為標準，在1950年時該區域人均GDP達2506元，除24個加勒比海小國未個別統計外，其23個主要國家皆高於台灣，然而在1996年時卻沒有任何一國高於我國；非洲57國，1950年時有20個國家高於台灣，1996年時亦無國家高於我國；而即使與發展較好的西歐(20國)和美澳紐加，或是東歐－前蘇聯(8國)相比，1950年時雖有31國高於台灣，僅有馬爾他低於我國，然而到1996年時，高於我國僅剩19國。並且要知道，歐美各國，即使是前蘇聯國家在1950年時的經濟起點都遠優於台灣，歐洲的人均GDP平均為4579元、美澳紐加為9268元，前蘇聯國家則在2100至2800元左右，皆高於台灣924元甚多。
總地來說，無論是與鄰近國家，或是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在1950年到1996年這段期間所取得的經濟發展，其速度和規模都是絕大多數國家難以望其項背。以Maddison的數據庫為基礎，扣除掉未個別統計的微型國家或地區，在有個別統計數據的136個世界主要經濟體中，1950年時有93國或地區的人均GDP超過我國；而到1996年，雖然有個別統計的經濟體增加至151個，然而卻僅剩24國或地區的人均GDP超過我國，且這24國在1950年時人均GDP皆高於我國。從此來看，若認為國民黨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只是僥倖，坐享其成，毫無貢獻，自然就有失公允。
社會平等：破除差距，均富改造
在普遍的印象中，如果一個社會歷經劇速的經濟成長，相較於創造出一個均富社會，更可能的是，雖然整體生活水平上升，然而卻產生一批鉅富階級，形成一個貧富不均的社會。那麼，締造經濟奇蹟的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又塑造出怎樣的社會呢？若以廣被學術界和政府使用，測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Gini index）作為指標，我國最早的官方數據顯示為1964年的0.321；並且在當時，家戶所得前20%所擁有之財富為後20%的5.33倍。若以前述假設推測，在經濟奇蹟之後，我國的貧富差距應會有所擴大。然而與此相反的是，自1964年之後，雖然我國人均GDP不斷上升，然而吉尼係數和家戶所得倍數均卻呈現下降趨勢，於1980年探底，吉尼係數僅0.278，家戶所得差距亦降為4.17倍。兩項指標雖然在1980年後緩步上升，不過在1996年時，亦分別僅0.317和5.38倍，與1964年的數據幾乎相仿。這也就是說，從1964年到1996年間，人均GDP從1977元成長近6倍到13796元的同時，貧富差距並未因此擴大。因此可見，我國當年的奇蹟，不僅在於經濟層面，更在於社會層面，這絕不是僅讓少部分人富裕起來的經濟奇蹟。
自第一次總統直選21年過去，雖然我國經濟成長逐步趨緩，不過在此期間，亦成功步入已開發國家之流，人均GDP在2016年也達24000美元的水準，成為全球工業鍊的重要組成，不再是日殖時代，僅能向日本販賣米糖，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雖然在2001年時，我國吉尼係數一度攀升到0.35的歷史高峰，不過此後亦逐步緩降，截至2016年，雖仍較經濟奇蹟時期來的高，不過也僅0.336。在美國中情局的The World Factbook資料庫中，雖然數據時序並不齊一，然而在其統計吉尼係數的150國家和地區中，貧富差距從高到低，我國位列第106名，可見即使對比於世界各國，我國在貧富差距的表現上，仍屬於表現較好的前段班。此外，若以東亞為標準，我國的表現更為驚人，在東亞僅有東帝汶（117）優於我國，而較韓國（99）、蒙古（85）、寮國（84）、印尼（81）、越南（76）、日本（73）、柬埔寨（72）、菲律賓（45）、泰國（43）、星國（36）、大馬（31）、中共（30）、香港（9）的表現來得更好。
而我國之所以能發展成均富社會，歸根究柢，相當可能就與我國在1950年代所推行的土改有關。雖然因為年代久遠，難以推估日殖時代的貧富差距，不過由於在日殖時代，統治階級的日本係選擇與所謂的仕紳階級合作，來遂行統治，因此可以推測，當時的貧富差距相當可能高於我國經濟奇蹟時期。因為這些仕紳美其名雖然謂之知識份子，然而實際上多是藉由剝削農民來富裕自己的大地主。更甚者，由於日本人掌握內外銷管道，因此我國農民在當時不僅要繳交高額地租給這些仕紳，再與日本人打交道時，亦會再被敲詐一次，在學術上，稱之為「雙重剝削」。也就是說，這些地主仕紳聯合日本人來剝削最底層的農民。而台灣當時係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結構，因此在雙重剝削之下，可以想見的是，形成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如同拉丁美洲的莊園社會般。
然而這樣的雙重剝削，卻在國府遷台之後，受到結構性的打擊而不復存在。首先，如同前述，由於日殖經濟體系瓦解，因此就不再存有所謂的殖民剝削，也就是殖民母國對殖民地產值的剝削；另一方面，由於推行的土地改革，即「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因此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即使仍存在，也亦大幅減輕。而當雙重剝削消失，自然有助於我國農業均富發展，提高生產力，解放勞動力，進而發展輕工業和重工業，並且在產業升級的同時，孕育出新興中產階級。也就是說，藉由土地改革達到產業升級，以實現均富社會。若當時國民黨政府並未進行土地改革，而如同日本人般，選擇與地主仕紳政治合作來剝削底層農民，則即使產業升級，亦可以想像，其最大受益者將會是這些地主階級。如此一來，即使我國仍締造出經濟奇蹟，亦僅是少數富人的奇蹟，而非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奇蹟。
此外，近年來，社會有不少聲音在擔憂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認為我國正走向M型社會，也就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情況。然而從上述數據來看，我國相對於世界各國來說，算是處在貧富差距較小的區間。那為何社會普遍觀感會與科學數據有如此大的落差呢？筆者認為，社會觀感本身有其複雜面，難以通盤解釋之，不過有一點，倒是筆者認為相當可能的解釋，那就是所謂的相對剝奪感。雖然就當前來看，我國的貧富差距小於他國，然而就對貧富差距的感受來看，我國民眾的比較對象並非是他國，而是我國本身。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的自我感受而言，我國民眾通常會以過去所處的經歷來對比於當前。因此，就前述的數據來看，由於我國自1996年之後，相對在此之前，貧富差距上升確實較快，從0.317攀升到扁政府時期的0.34至0.35區間，在緩降至馬政府時期的0.33至0.34區間，因此造成民眾在心理上普遍認知我國貧富差距惡化。雖然與本文主旨無關，不過這邊也略帶指出，我國的貧富差距並非在於階級、種族，而更在於因不動產持有與否的世代之間。也就是說，無房的年輕人和有房的中老年人之間。然而這也同時再強化社會貧富差距的印象。
總地來說，我國的經濟奇蹟不僅成功發展經濟，亦締造出一個堪稱均富的社會。其箇中成功原因，就在於不偏廢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因為若僅發展經濟而缺少社會改造，就會形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若僅進行社會改造而無經濟發展，則會形成均貧、罔顧人民生活的社會。而這樣的成就，甚至能讓社會大眾認為一個經濟成長率高達10%的時代，其貧富差距小於當前，即一個經濟成長率不到3%的時代。
民主轉型：主動推行，和平穩定
雖然許多人將民主制度視為應然，但事實上，在絕大多數的歷史內，威權體制才是主流。也就是說，在國際上，威權國家是常態，民主國家是異類。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1973年僅32%的全球人口生活在自由國家之中；政治學大師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曠世鉅作《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也指出，1974年時，世界上約僅有29個民主國家，爾後才從葡萄牙開始，在全球掀起第三波民主化，並於這段期間內，從歐洲到拉美，再從亞洲到非洲，席捲世界近33個威權國家，包含4個東亞國家，轉變為民主政體。不過即使歷經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1990年在全世界超過百萬人口的129個國家中，也僅有58個國家可以被歸類在民主國家之流，佔世界國家數的45%。這同時也意味著，當時絕大多數的威權國家仍選擇抗拒民主轉型，而僅有1/3的威權國家轉為民主國家。
我國自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遷台以來，歷經47年，相當值得慶幸的，亦為當時少數轉為民主體制的威權國家之一，終於1996年直選出總統，正式從威權體制步入民主體制。也由於這段威權統治的歷史，即使不再是過去那個一黨專政的政黨，國民黨亦為此揹負許多罵名。不過值得探討的是，雖然我國亦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成員之一，然而與多數國家情形不同，國民黨卻未如同多數國家威權時期的執政黨般，在民主化後消失於歷史舞台，反而能轉型為民主政黨，並屹立於我國政治體系之中。
筆者認為，使得國民黨之所以存續，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我國當時的民主轉型，屬於Huntington定義下的變革(transformation)類型，也就是由威權政體的執政菁英所帶頭的民主轉型，而並非是由反對派主導的置換（replacement）或執政和在野菁英所合作推動的移轉（transplacement）。這即是說，雖然當時我國黨外具有一定政治能量，但並不足以發動革命或是政變來推翻執政黨，或是推動民主化，因此我國民主轉型的主因之一，就在於當時國民黨本身有此意願。當然，這並非是將民主轉型的功勞全歸於國民黨本身，就事論事來說，黨外和美國的壓力，亦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推動民主轉型的考量之一。不過也必須指出，就當時國民黨的社會掌握能力來說，係有能力在一定期間內，抗拒內外壓力和民主化。
而從國際面來看，當時雖然有近1/3的威權國家民主化，不過事實上，在這之中，僅有約一半（16）的國家，包含我國，被Huntington歸類於由執政黨主導的「變革」。也就是說，當時許多國家的執政黨，事實上係抗拒民主化的浪潮，僅是由於在野或外部的壓力才屈服。更值得一提的是，進行民主化的東亞4國，僅有我國是由執政黨主導，蒙古和韓國屬於反對派主導，菲律賓則為執政黨與反對派聯合。
而從Huntington的分析也可以得知，事實上，相較於由在野派主導或雙方折衝，由執政黨所主導的民主化，較不易動盪社會。也就是說，由執政黨主導的民主化得以社會代價較少的條件進行民主轉型。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許多國家在民主化的同時，也付出高昂的社會代價，影響到國家運作，無論是在衝突中有所死傷、社會動盪，還是經濟重創、崩潰。更甚者，亦有在此波民主轉型的國家因此厭惡民主制度而逆流回威權體制的例子，如俄羅斯。
對比於這些為民主化付出高額代價的國家，我國可以說是第三波民主化中表現最亮眼的楷模，因為我國係在最少的代價下完成民主轉型。由執政黨主動推行民主化，在成功轉型的同時，亦最大程度避免社會的動盪，過程和平，並未造成社會對立、分裂，亦無影響到日常經濟生活的運作。更甚者，在Huntington所列8項第三波民主國家欲鞏固民主之挑戰，如極端貧困、嚴重社會經濟不平等、鉅額外債等因素，我國可以說無一符合。也就是說，雖歷經47年的威權統治，然而在此期間，我國卻孕育出足以運行民主制度的社經條件。因為第三波民主國家之中，就有部分國家，因為社經條件不足，而逆流回威權體制。
總地來說，在我國民主化的時空背景中，民主政體並非主流，大多數威權國家仍選擇維繫政權，僅有1/3的威權國家進行民主轉型。幸運的是，我國正是東亞唯四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之一。更可貴的是，對比於許多威權國家的執政黨戀棧權力、短視近利，無意願推動民主化，或是非自願性的被迫推動，因此造成社會動盪，付出高昂代價。我國的民主化，係由執政黨自願、主動所推行，且過程和平穩定，幾乎未付出社會代價。更重要的是，由於在過去執政期間，培養出足夠支撐民主制度的社經條件，因此我國民主化之後，未見逆流，一帆風順地完成民主鞏固。至今，根據自由之家的資料，我國不僅列入自由國家之流，且在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上表現完美。這在同一時期，甚至是世界民主史當中，都是相當難得且寶貴的成就。
總結：民主不只有一種脈絡
本文雖然依序陳述國民黨在威權時期，於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民主轉型的貢獻，不過就如同在前言所述，筆者並非是要說服那些厭惡國民黨的人，因此不再討厭國民黨，因為對於這些群眾來說，都有自身討厭國民黨的理由。所以本文最主要的目的，事實上就在於告訴這些討厭國民黨的人，為何還有人在支持國民黨，以及這些群眾之所以支持國民黨的理由。
筆者之所以如此論述，就是因為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後，社會上不只興起反國民黨之風，更興起反國民黨支持者的風氣。前者只是民主政治的因果循環，然而後者卻隱含了反民主的極權主義脈絡。舉例來說，在這波風氣的帶動之下，出現不少聲音，重則要將國民黨的支持者趕出台灣，輕則亦進行汙名化，把選舉簡化成智力測驗，認為投票給國民黨的人就是智力不足，且僅因某些縣市由藍營執政，或是藍營選民較眾，就歧視該區域的群眾。絲毫不考慮考慮支持國民黨的人亦可能如同本文所分析，出自於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的理由。而僅以省籍因素來解釋為何國民黨仍有支持者，卻未曾想過，如果僅有省籍因素，要知道，根據過去的官方統計，歸屬於外省籍的人口比例僅約10%，國民黨是不可能在過去的任何一場選舉中獲勝。然而事實卻並未如此，我們可以見到，被汙名為只有省籍票的國民黨，卻能在2008年拿到全國58%的票，可見省籍因素就並非是多數支持國民黨群眾的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持此種論者，亦從未思量過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不同的群眾有不同的偏好，且沒有任何人能比自身更清楚自己的偏好這一前提。因為如果拿掉這一前提，認為自身可以更了解他人的偏好，那這也就意味自身可以代他人做決定，判斷哪些決定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從而擺佈他人的舉動和思維。事實上，這種想法，就是所有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
更值得擔憂的是，就最近的時事來看，社會上這股風氣，不僅未有止息之勢，甚至還隨著許多搧風點火，而愈加劇烈，造成群族之間的對立不斷激化。但試問，在這段期間之內，是因為具體的族群衝突？還是說，是因為虛假仇恨的散播，形成「仇恨螺旋」所導致族群對立加劇呢？因為相當弔詭的是，我國的群族問題，本應隨著世代交替，而逐漸趨緩。因為在筆者這輩人，也就是七八年級生，事實上已少有人在同輩之間將省籍族群作為標籤。不過從社會風氣來看，發展卻並未如此，更可怕的是，近來甚至連藝人脾氣控管不佳、女作家自殺這類的社會事件，都可以被上綱成政治事件、群族問題，來攻擊泛藍支持者。長期以降，勢必造成實質的社會分裂，這對於在可見將來內，必須面對大變局的我國來說，並非好事。
總而言之，在民主制度的運作當中，一個政黨同時有其支持者和反對者，是相當正常的事。然而當反對者不僅反該政黨，也反其支持者時，對民主體制之發展，就會是隱憂。若要維持民主制度的妥善運作，那就要尊重每一個政黨背後的社會基礎，以及個人之間的政治選擇，而非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視為寇讎。更進一步來看，我國的發展，一直存有兩條脈絡。具體來說，在去景美人權園區的同時，也要了解眷村老兵開拓公路的歷史；看《百年追求》的同時，也不彷參酌陶涵的《蔣經國傳》；知道警備總部，也得知道經安會；敬佩鄭南榕、施明德，也得感念尹仲容、李國鼎。且正是在這兩條脈絡的交織之下，我國才得以蛻變成當前在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民主運作上，雖不能處處盡人意，但皆有一定成就的國家。而在民主社會之中，從來就不會只能存有一種聲音，只能存有一條「正確」的脈絡。
＊作者為台大政研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