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前述監理理念或實質問題尚待逐步克服，此次開放私募基金，總算是開始正面看待其促進資本形成及產業升級的社會功能，等於在私募基金產業的發展上，乍現曙光；未來可否陽光普照，恰如解鈴尚須繫鈴者，主管機關的監理態度將是決定性的關鍵。
從大戰略上，台灣需要如何調整金融政策以促進經濟轉型？正巧蔡英文總統在今年5月責成相關部會省思並擘畫新的金融戰略，而9月內閣改組時，蔡總統也期許新主委不要拘泥於舊的管制思維。趁這次PE基金的修法，我們一面慶祝開放有成，或許也應該重新深思金融服務業未來發展策略！
30年政策播種有成
在1980年代初期，台灣經濟發展初步有成，但如何轉型與升級，也形成挑戰。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政策就是在1984年提出。面臨金融政策圈保守的氛圍，當時的財政部長徐立德揀選了兩項非傳統金融業務的開放措施：其一就是參照美國經驗引進venturecapital，並為發揮其正面意義，將其翻譯為創業投資；其二則是開放投信，以依三階段向國際開放我國資本市場。30多年之後，這兩個種子都開花結果！
創投政策有效的將大幅外貿收益導入當時才剛起步的資本市場，也吸引績優的科技製造業如宏碁等業者申請上市，形成多贏的局面。當年的實務界還沒有私募基金這個名詞，筆者一向也認為創投基金與私募基金只不過是「舊瓶裝新酒」而已，政府對VC或PE都應採取積極正面的鼓勵政策，請見本刊2012年8月號，第54∼59頁〈舊瓶裝新酒：認識私募基金〉一文。
當年的配套措施也很「便宜行事」：創投基金借用《公司法》上股份制投資公司的架構，因為沒有現代化的《有限合夥法》（見本刊2016年11月號，第12∼15頁〈再造企業法制：從引進有限合夥談起〉拙文），投信基金則採信託制，即便當年根本還沒有《信託法》！
相對於創投政策是針對資本市場的發行面，尤其是初次上市（櫃），開放投信業務則是促進資本市場交易面的成長與升級。兩者可謂相輔相成。在今年8月的新政策公布之後，兩者又有插枝嫁接的新發展。這是當年未想到的意外？還是傳統金融業與準金融業所形成的生態系已經跨界整合？
＊作者為中華開發金控公司資深副總經理、中華開發創投公司董事長。曾任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總經理、行政院經建會亞太營運中心主任、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東吳大學法研所暨臺灣大學國企所兼任教授。＊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本文由台灣金融研訓院授權刊載，精彩全文詳見《銀行家雜誌》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