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佛斯階級的權力在1990年代飛躍性成長，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便是此階層的創始人。布萊爾與柯林頓卸任後，繼續維持他們與達佛斯階級的關係—柯林頓基金會創了一年一度的柯林頓全球論壇（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類似「哈德遜河畔的達佛斯」，與會的寡頭政治家各個向大眾分享他們由衷想修復世界的宏願……卻不願依公平的比例納稅。
對許多人而言，柯林頓基金會是民主黨—勞工與工會組成的傳統政黨—與全球富豪合併的化身。它的宗旨簡而言之就是：現在世界上的私有財富多到用不完，因此大大小小任何問題只須說服超級富豪花點「小錢」便能解決。當然，說服富人做這些好事的是柯林頓家，他們在頂尖明星的幫助下談成各項交易。
圈內人想必認為此事再公正不過，然而在世界各地的大眾眼裡，達佛斯階級卻象徵「成功人士的派對」……而只有少數富豪收到派對邀請函。人們深知富豪不斷成長的財富與權勢，與老百姓高築的債臺、無力感，以及孩子越來越不穩固的未來相關。口口聲聲答應會保護勞工階級權益的政客，卻與達佛斯階級掛勾，這點只加深了民眾的怒意。在此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當初巴拉克・歐巴馬收取40萬美元出場費到華爾街演說的爭議。
川普與達佛斯階級毫無瓜葛（反倒是利用了民眾對他們的憤恨），而這個偏向自由派的迷人群體中，不少人因川普接任總統而驚恐不已。然而這些站在山頂行善的富人設下了先例，他們是川普得以參加總統大選的原因之一，也是數百萬名美國人選擇將政府託付給川普—除了「有錢」之外沒有其他資格的候選人—的原因之一。參與其中的並不只是投給川普的選民，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許多人雖然不可能投給川普，卻對達佛斯階級麻木了—「一個人擁有巨額存款（或分散在不同銀行、不同國家的數筆巨額存款）代表他同時擁有深不見底的專業知識」，此概念在我們腦中已根深蒂固。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政府，都越來越習慣將公共政策的挑戰交付給一小群高身價富豪。
川普聲稱自己很有錢，因此知道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方法；這不過是以粗俗的方式，重複多年來不斷迴響在我們耳畔的危險思想：比爾・蓋茲能拯救非洲。理察・布蘭森與麥克・彭博能解決氣候變遷。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能光說NO：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