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總統直選制度既需要全民共同參與，也需要全民共同呵護，才能鞏固，也才能綿延流長。因此，對曾經擔任總統職位的人，不管現任或卸任，都應表達基本的尊重，這是維護總統直選制度尊嚴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應有的素養。準此而論，有些對卸任總統的做法實不足取，例如陳水扁判刑後被關入兩人一間、共1.38坪牢房的做法，以及以馬小九案控告馬英九的做法，對總統直選制度的鞏固既無正面意義，反而有負面效應。再如，評論國家元首固為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但部分媒體評論者，動輒以「作之君、作之師、作之父」的心態發言，立論輕佻，見解偏頗，實不足成為民主鞏固的正能量。未來在致力民主鞏固的旅程上，這些都是有待國人共同來完善的空間。
第四，被尊為法國政治學和公法學界「教宗」的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是第一位提出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概念的人，須符合三項要件：總統直選、總統有實權、以及總理對國會負責；其中總統直選和總理對國會負責，被視為是廣義有關半總統制的定義。法國和台灣都符合這項定義，而實踐的結果，總統愈成為憲政中心；特別是兩國自選擇具有明顯衣尾效應的蜜月期選舉或同時選舉以來，幾乎都出現總統當選人和國會議員多數黨一致的現象，以及國會議員朝向兩黨化的政治結構現象，而有助於組成一致性政府，法國如此，2008年以後的台灣也是如此。在一致性政府原則下，總統地位更加優勢，權力增加，越來越介入內閣的組成，甚至主導內閣的改組與更替
台灣自推動總統直選以來，有關總統與行政院長的角色與職權，一直引發爭論，隨著總統直選實施，總統權力不斷增強，總統「有權無責」與行政院長「有責無權」之爭，甚囂塵上，不論哪一個政黨執政，迄今仍爭論不休。坦誠而論，此一問題在學理上固然客觀存在，但在動態政治上，只要「共治現象」不再發生，幾乎是沒有意義。因為行政院長應有自知之明，正如戴高樂所說，「總理是第二號職權」，「僅次於我（總統）的人」，「只能是我（總統）的總理」。當然，總統本人因聲望高低、主政風格及治國能力的不同，和行政院長因出身背景及其所擁有政治資產的不同，兩者間權力運作的關係，也會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勢而變，不太可能一成不變。基本的格局是：總統優越，但總統和行政院長實際互動的模式，會因每一任總統和閣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五，隨著總統愈成為憲政中心，對總統的領導能力、主政風格以及清廉品德等要求也愈高愈嚴。20年來，李登輝時曾完全執政，2008年起馬英九也完全執政，2016年以來蔡英文也完全執政，不同的政黨，包括國民黨與民進黨，都曾完全執政，人民也都給予機會，但人民對總統直選以來的政局，卻愈來愈感到沉悶，愈來愈激不起總統直選推行之初那樣的火花、熱情與期待，這是台灣政局當前最大的癥結所在。戴高樂說，總統本人除應具有「願意承擔任務」的使命外，還應「具有相應的能力，這一點，顯然是法律所不能保證的。因為，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可能以制度的效力來彌補元首本身的無能」。特別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如果總統的領導團隊，缺乏治國能力，導致執政失靈，又如何激起人民的認同與團結、打開悶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