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要我們鼓勵和認可各個社會群集的存在。多數認同政治的倡議者從黑格爾哲學出發，主張認可弱勢的目的就是要矯正對弱勢的文化歧視。許多左派因此批評差異政治忽略了財富重分配才是正義的首要關懷。可是楊的差異政治和馬克思的親近性遠甚過黑格爾。對楊來說，認可社會群集的差異性，鼓勵他們（如上述新移民女性）團結、分享生命經驗和集體發聲，終極目的不是在文化上矯正歧視而已，而是透過認可他們，才能幫助他們對抗更大的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和壓迫。認可差異只是解放的工具，或者說只是解除壓迫的一部分。楊的思路繼承了批判理論和新左論述的醇正精神，這也是晚近文化研究的最大貢獻，除了少數例外，所有的文化歧視都帶來社會、經濟和物理上的壓迫，同時所有的社會和經濟的壓迫都得助於文化歧視。政治經濟學是文化的，而文化就是經濟。這是楊主張的差異政治最精微獨到之處，她的精準無人能出其右。
楊對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典範的批評，對準了羅爾斯提出的正義理論。羅爾斯同意有效率的市場是必要的，但是必須給予弱勢補償。他推演的正義原則要求社會合作產生的果實，必須在有效率的諸多政策中，選擇能夠分配給最弱勢者最大福利（羅爾斯的詞彙是基本善，我代以福利稱之）的政策。可是對楊來說，這樣的正義考量只考慮社會經濟體制終端結果的重分配，這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人們在社會經濟過程遭遇的歧視、創傷和壓迫，不是事後在終端給予福利補償可以彌補。福利國家或者羅爾斯的思維，把社會經濟過程黑箱化，要我們對黑箱內部過程視而不見。但是舉例來說，低技術勞工在工作過程中的每日無力和自我發展被剝奪，社會福利如何彌補？第二、福利國家或者羅爾斯把正義的核心意涵理解為福利的重分配，把人視為福利的擁有者、生產者和消費者，而不是有血有肉、能力需要發展的做著各種事物的人（do-er）。人遭遇到的各種壓迫，不只是因為他該分配到的福利被剝奪，而是因為他做為做各種事物的人的能力發展和自我決定被限制或傷害。只把人視為福利分配者，看不見這些傷害。也因此，福利國家看不到人在社會經濟過程中遭遇到的各種壓迫。楊的差異政治要把這些過程打開來被看見。
冷戰的第三個典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主張沒有政府介入的社會經濟過程就是自願和自由的，因此也完全是正義的，保護自願交易的財產權和契約就是最大的正義。這樣的思維是鼓動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擴張的火爐，也構成了對今日人類社會最大的威脅。我想我就把這個功課交給讀完這本書的讀者了：楊會怎麼批評自由放任資本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