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下的兩岸産業戰略．經濟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族群分裂與藍綠對立
本書很多地方提到民進黨鼓動民粹主義動員民眾，還提到蔡英文就是領導民粹而當選總統，但同時也因為民粹主義影響以致於施政遇上難題。但在我看來，蔡英文的成長背景使她對民粹主義一直保持相當陌生的關係。雖然有兩個階段和民粹主義者有了合作，但合作得不是勉強就是問題百出。
第一次是二○○八年領導民進黨進行反制陳雲林來台。這一次群眾運動，坦白說她領導得不甘不願，所以在被國民黨批評是「暴力小英」後，便努力領導民進黨脫離民粹活動。而這一個脫離造成了二○一二－二○一四年白色力量在街頭風起雲湧時，但民進黨卻只能靠邊站的結果。只是，白色的民粹運動居然衝擊國民黨政權直到垮台，蔡英文趁勢當選總統，於是開始進行推動和「公民團體」的緊密合作關係，甚至認為他們可以很大程度地取代民進黨而成為她最重要的權力基礎。只是由於她的先天傾向，彼此合作的蜜月期十分短暫。
台灣的民粹主義，有台灣民族民粹主義，有人權民粹主義，有直接民權的民粹主義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民粹主義。和本書相關的民粹主義是台灣民族或者國族的民粹主義。可惜的是，台灣國族主義既然是作者建構本書的核心要素之一，民粹主義又是作者相當不以為然的理念，但作者並沒有進一步釐清兩者之間的關係。個人謹在此做簡要補充。
二次大戰後西歐諸帝國和日本帝國解體，使全球民族主義四處烽起，不料很快被冷戰的結構壓抑下去，等到歐洲冷戰結束，全球各地民族主義風潮重新掀起，並在各地激發了不同程度的對立。事實上，中國／台灣的對立、中國／美日對峙，乃至南中國海、黃海、東海海域的緊張，其核心內涵正是民族主義的矛盾。民族主義的對峙和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交錯作用下，後冷戰的島鏈情境反而遠比冷戰後半期更緊張嚴峻。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所謂冷戰在蘇聯解體後結束，那是西歐的情境；至於東方世界，在蘇聯解體後冷戰反而才方興未艾。
無論如何，凡民族主義都免不了有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色彩；但是在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中呈現的民粹民族主義，則擁有在一九九○年代沒有的新內涵：經濟民族主義。這個新內涵是在二○○○年之後，全球化進一步深化之後才勃然而興，並且是讓台灣國族主義高度民粹化的關鍵。
當川普在全球建制派人士一面倒地看壞中，顛覆了美國紅藍政黨傳統基本盤而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後，全球化催生的民族民粹主義強大能量終於使全球的建制派人士看儍了眼。事實上，這現象在台灣爆發得比美國還早。說早，指的還不是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連續顛覆了二○一四和二○一六年兩次選舉的藍綠基本盤，而這兩次選舉的時間都比川普勝選早，這裡的「早」，指的是在一九九○年代的基本盤在二○○○年選舉被顛覆了。
全球化的分配效應是財富差距的懸殊化，於是所得在平均值以下的中下階級民眾因為貧窮化以致形成了反全球化的經濟民族主義。在一九九○年代，固然當時台灣的整體基本盤是「藍大於綠」，但是在南部的盤面上，藍大於綠的情形更加嚴重。由於台灣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涵是産業西進，所得相對偏低的中南部民眾在二○○一年立委選舉中，就把他們經濟民族主義的情緒轉化成反對「堅信新自由主義，積極主張開放兩岸經貿交流」的國民黨上，造成的就是南部地區藍綠的大翻盤。到了二○一四年，隨著中産階級的跟著貧窮化，於是造就了轟轟烈烈的太陽花運動和全島藍綠的大翻盤。
本書作者對二○一四年後的民粹勃興很不以為然，認為是民進黨操作族群意識造成的，並很强烈地賦予負面評價。不可否認的，由於解嚴前國民黨威權體制充滿強烈族群歧視的外來性，因此早期的台灣民主運動和台獨運動中，反抗性的族群意識是運動很核心的動力；但是，隨著國會全面改選後，族群對立意識已經被民主化逐漸消化了。本書很精準地描繪出一九九○年代總統直選運動中呈現出來的統獨對立內涵。然而，可以進一歩觀察到的是在一九九○年代的政治對立中，統獨對立雖然急速上升，但是卻已經開始和族群對立逐漸脫鈎；到了二○○○年之後，尤其構成太陽花運動中強烈民粹主義內涵並把藍綠對立推到新的高峰的，已經是經濟民族主義而不是族群意識—族群意識並未完全消失，但是在政治角力場域，作用已經邊緣化，這在年輕的一代中更是如此，在所謂的「天然獨」的一代中，族群意識已經非常淡薄。
馬英九由於堅信新自由主義，上台後操之過急地下令限時完成三通和ECFA談判，造成了嚴重的後遺症。在限時壓力下，台灣談判代表在三通上接受了北京兩岸航線為國內線的定位，以致於權宜輪、外輪都不能通航於兩岸之間，造成外商退租碼頭等等衝擊，高雄港貨櫃吞吐量竟然史無前例地連降三年，完全喪失成為所謂「亞太海運中心」的機會；在ECFA方面，台灣有前瞻性、國際競爭力的面版、石化上游産品、高階機械、汽車整車等全排除在清單之外，北京反而在台灣失去國際競爭力的産品上大幅「讓利」，談成了十分詭異，並且將造成台灣產業「逆向淘汰」效應的清單。這樣的談判原則，是中國在產業騰籠換鳥考量下的産物，依這原則，北京，抓緊了在産業上對台灣戰略打壓「戰術讓利」目標。這也是在馬英九時代，中國對台灣經貿愈讓利，台灣經濟愈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台灣民眾對簽署ECFA的態度一波三折。首先，由於二○○○年後經濟民族主義開始抬頭，一開始民進黨很輕易地鼓動了群眾的反對，在簽署過程中民眾反對就一直高過支持；等到ECFA早收清單公布，北京戰略打壓、戰術讓步的策略產生統戰效果，民眾支持度迅速上升，反敗為勝；然而，等到馬英九的第二任任期間，持續上升的經濟民族主義又再度使多數民眾對ECFA的態度轉為負面。
三、中美對峙的颭風眼效應與馬習會
馬英九任內兩岸的作為，最轟動的無非是馬習會。這件事本書沒有加以討論不免可惜，且略作補充。
二○一五年十一月的馬習會一般被定義為北京因為對馬英九持續八年親中政策高度肯定，所以在馬英九任滿卸職前頒發的勳章。事實上並非如此，馬英九在二○一五年十月中以前對馬習會早已絕望。在此一年前時間，馬習決裂的訊息已密集出現，首先是兩岸雙方頻頻把早就長期監控的間諜接連加以曝光並法辦；接著，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後，新浮現不久的港獨人士開始進行「港獨、台獨串連」，並和民主派發動佔領中環運動，北京十分憤怒和震驚，不料馬英九卻一再正面聲援「民主佔中」；最後，二○一五年七月北京舉辦了空前盛大的紀念抗戰反日大閲兵，廣邀國際友邦參加，但是馬英九天天隔岸密集嗆聲批判，而且一再要求國民黨必須對前往北京參加閲兵的連戰處以黨紀。
這一連串的事件說明了被盛讚的馬英九所開創的「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和平的兩岸關係」，果然如本書所說只能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而個人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待馬英九卸職，風風雨雨已經密集在兩岸間吹襲。
氣氛既然已經持續惡化了一年，那麼北京為什麼突然頒發大勲章給馬英九，以至於陸委主委夏立言和整個陸委會接到訊息後都不敢相信，直到再派人到北京交涉後才認定確有其事？
造成北京逆轉的，是兩個關鍵。首先，二○一五年九月底歐習會，會中兩人為南海議題相見不歡，習近平前腳踏出美國國門，歐巴馬的軍艦就跟著習的後腳開到南海，這種針對對方國總統的派軍艦行為動作之大，前所未有；其次，這時美國策動的南海劃界國際仲裁法庭正密集進行審議之中，南海氣氛空前緊張，假使台灣依據歷史事實，承認南海十一段線的劃界未經測量，並且沒有國際海洋法的依據，對中國打擊之大難以想像。於是習近平主動召開馬習會。
馬習會的消息一出，驚動全球。民進黨的反應是，馬習會是紅藍聯手的選舉操作，紅藍並藉機形成兩岸共識，以框限未來蔡英文的兩岸政策，雖然我的判斷和民進黨中央黨相反，但民進黨不改其主張。
到了最後，在新加坡的馬習會公開的開場白中，習近平居然難以想像地連「一個中國原則」、「和平協議」、「統一」等一切令馬英九難以應付的話都不講，在會議期間，國際媒體普遍以Two Countries、Two Presidents來描述會議，北京也不做任何抗議譴責，在在都令人震驚意外。
事後在記者不斷追問下，夏立言說習近平要處理的是南海問題，而他並沒有任何北京要限縮台灣主權立場的感受。會後馬英九果然投桃報李，在南海議題上配合北京大作文章，既發表說帖強調十一段線的正確性，又強調南海是中國傳統水域，甚至不顧華盛頓反對，登陸太平島宣示主權。
由於當時馬英九即將卸任，因此習近平項莊舞劍其實意在蔡英文，而不是馬英九。
馬習會前後竟然有這樣的曲折變化，於是我們發現，當中美對峙捲起風暴時，固然常常橫掃台灣，使台灣難以招架；但有時也讓台灣位於颱風眼之中而得到無風無雨的平靜，釣魚台漁業協議和台菲漁業談判中，馬英九都掌握到了這樣的颱風眼位置而使台灣獲利。
由於蔡英文就職發表五二○演說時，雖然在南海的說法上放棄民進黨傳統立場而採取極度和馬英九相同的立場；但在演講中她又強調台灣將參與國際自由民主價值同盟，同時積極參與區域集體安全機制。這對幾十年來一直標榜不結盟主義的北京而言，實在非常刺激且難以接受，於是這就確定了北京此後對台灣的冷和甚至冷對抗的原則。
由於作者的台灣經驗、作者的「出發點」和作者的專業，讓這本旁徵博引的作品，提出的敍事架構堅實，對美國官方文獻的引用更是豐富，非常值得推薦給讀者；至於我個人，並依作者的樣，提出了帶有個人背景的觀察，希望作為讀者深入閲讀本書的一些參照依據。
＊作者為前立法委員，本文為康培莊教授（John F. Copper）新版著作《飛彈、政客與祕密外交：台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推荐序（譯者：劉泰廷，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許劍虹，事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