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林毅夫的「領頭龍」（Leading Dragons）模式是日本經濟學家在一九六○年代倡導的「雁行」（Flying Geese）模式的改版；雁行模式主張，東南亞國家處於追隨日本（在這個譬喻裡扮演領頭的雁子）的絕佳地位，可以接收因成本升高而從日本移出的利基工業，和善用日本公司的直接投資。「雁行」模式並未開花結果，東南亞國家從越戰結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確實成長迅速，但它們並沒有完全工業化。原因之一是各國的政治結構，加上依賴外國投資和借貸，創造當地企業家投資壟斷性商品和服務業的誘因，把競爭激烈的製造業留給外國人。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海外資金枯竭，東南亞喪失其成長動力。這顯示模仿其他國家的成長模式比想像中困難多了，並且透露出外來直接投資式的策略暗藏危險，亦即我們在第三章已討論到的：把太高比例的工業組成交給外國公司，可能阻礙本國公司的興起，而本國公司則是驅動長期創新過程、進而帶領國家進入較高所得地位所不可或缺。
林毅夫同意，「中國模式」並沒有簡單的訣竅可供其他國家模仿。他說開發中國家可以從中國經驗學習的最重要教訓，是實用主義的價值。與其堅持一種特定的發展理論，或太重視外部專家的意見，各國應做實驗並堅持有用的政策，不管它們是否符合理論或富國的期望。這是一個睿智的處方。
林毅夫也正確地指出，窮國在尋找發展模式時，最後取法其他晚近發展的成功故事，而不要仿效富裕國家。這個簡單的道理，在一九九○年代常被新古典派經濟學家和世界銀行等開發機構遺忘，當時的窮國常被教導，強力的財產權、自由市場和更開放的金融體制──基本上是富國經過數世紀的發展才享有的進步──是它們邁向進步的關鍵。中國的成功提醒我們，基礎建設、實用的工業政策，以及國家在維繫穩定的投資環境扮演合宜的角色極其重要。這是對富國專家散播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極有用的矯治。
＊作者為佳富凱集團（Gavekal）研究部主管，該集團提供金融、企業有關中國經濟與政治發展的諮詢，是全球金融投資研究公司，總部設在香港。2002年與人合夥創立研究中國經濟的「龍州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顧問公司。目前橫跨北京、紐約兩地工作。曾任中國、東南亞等地自由金融記者、《中國經濟研究季刊》編輯、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客座研究員、哥倫比亞國際公共事務學院講座教授，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成員。本文摘自其新作《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