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以上意識形態和被動性的討論，接下來我要談半澤直樹電視劇所呈現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慢慢再從當中導引出一些基進政治的思考。
在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常聽到的詮釋是：半澤直樹為長期受到企業主壓迫的眾多無名下屬出一口氣。他以身作則，不管是在大阪分行或東京本部，都與下屬維持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形成一股揭發舞弊、反抗不公義的正義聯盟。我們也從劇中看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公平契約精神似乎是受到扭曲的，欠缺了一些道德元素和信念；而半澤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動，表面上彰顯了這些道德信念的重要性。這些看法大致上也沒什麼問題，但是似乎還必須進一步處理內在的意識形態矛盾。
即便半澤直樹有自己一套的調查與掌握資訊的管道，都還是透過銀行或資本主義市場內部的機制，企圖彰顯利益、價值與意義應有的、正確的、各得其所的分配
或重新分配。大家津津樂道、模仿複製的那個「加倍奉還」，甚至最後大和田那裡的「百倍奉還」，都還是在體制內的評鑑會議和規則內部運作。到底加了幾倍？奉還了什麼？會不會這裡面有資本主義做為一種大他者傳遞了訊息：當半澤直樹可以，只要不擾亂體制運作規則就好！半澤的那些和「銀行家」有關的論述或自我期許，終究來說，會不會都讓整個體系能更有效、更人性化、價值極大化的運作？也就是說，找回失去的互信互助的人道精神，讓資本主義更換一個人性的面貌。有關這一點，大家看看各家書局暢銷書排行榜上，總少不了那些企業主出的書，主旨都不脫有效的人性化企業經營與管理，也是為資本主義量身打造的企業倫理。
即便在此我好像一直在提問，一直在對半澤直樹這部電視劇做所謂的意識形態分析。我必須強調的是，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一種犬儒主義的觀點，認定這部劇只提供替代性的滿足，都在洗腦等等；或者說很多人都是衝著堺雅人或壇蜜等明星，並不真的關心戲劇內涵。這部劇如我以上所談的，有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或者可以當作一種癥候來解讀。大概也是從這些意識形態矛盾，而不是從節目提供的任何行動準則或正義典範，我們才能理解《半澤直樹》與當前臺灣情境的關連。
我們在臺灣現在到底面臨什麼樣的生命情境？各位應該都有很深的感受。從美牛、塑化劑、到最近的大埔、洪仲丘事件、食品安全、都更和服貿的問題，我必須很不客氣地說：政府或公部門儼然已經成為所有問題的製造者。我們看到法律或規定可以被用來遂行不義，怠惰或失能似乎成為整部統治機器繼續運作下去的動力。
用理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也有其他學術界的同仁從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概念，來談臺灣當前的情境。同時，我們也看到主流媒體成了無良政府的化妝師；他們常以媒體公器傳播一些反動的修辭。這些反動的修辭的共通點是一種「你可以⋯⋯但是你不能/ 你必須⋯⋯」暗中設下某些前提的、似是而非的邏輯。例如「你可以反核，但你也要有替代方案」、「你有遊行的權利，但是你要注意禮貌、要守秩序」等等，不勝枚舉。
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集中的那幾個月，幾乎像是跳針那樣，反覆批評這些運動缺乏道德正當性，訴求的只是片面的正義。對這兩個報紙和設定的讀者來說，哪怕是二十五萬或五十萬人，也都是全體社會的少數。這種戲耍數字與計算的迷思的反動修辭，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但我必須指出，以所謂的多與少的計算來界定正義，或者任何強調各得其所、分配式的正義，可能是反動的，可能是在強化既有的體制。國民黨為什麼又急於透過立法院用公投解決核四的問題呢？核四的問題是應該用多與少的票數計算來決定的嗎？如果停建核四公投沒過，而依法繼續興建到營運，那樣就代表正義獲得彰顯，因為那是經過正確計算的結果？
以上我簡略描述的當前臺灣的生命政治情境，主要目的是想要對於理解目前臺灣公民運動的問題，提出一些可能的視角。如同我在上面指出來的，有一種可能是反動的修辭會要求社會運動要理性溫和、要守秩序。最近幾波的社會運動，如果繼續尋求政府所劃定的行事規則來走，包括事先申請之類的，繼續再強調合宜的手段策略，恐怕會被限縮某種框架。這次的國民黨黨代表大會就是最好的例子（派槍手漏夜去搶登記路權使用）。
更根本的是，運動團體本身那些守秩序溫和理性的自我要求與公共形象，到底目的是什麼？想要傳達什麼訊息？會不會是一種體制所認可的，也就是「合作的不合作」、去除風險的社會運動，像是零咖啡因的咖啡那樣？是不是總是在等待他者的回應，也因此形成一種依賴他者、更被他者制約的狀態？希望他者聽到我的聲音，回應我的要求，so what ？這樣如果彰顯的算是正義，會不會只是一種被算進去的分配式的正義，目的只在於讓體系更有效運作下去，而並沒有撼動或者改變根本的分配原則？
歸根究底來說，溫和而理性的公民運動本身，最大的危機在於自我限縮在總是預設某種框架與區分的所謂的「公民身分」，這當中也非常有可能隱含了某種預設的階級或道德的自我優越感。大家現在也許高度不信任政黨所能發揮的改造社會的動能，於是一種標榜超越政黨的第三勢力似乎很能夠引起共鳴，於是我們看到一些政黨人士到運動場合也要乖乖地坐在哪裡不能太搶戲。這種超越政黨的第三勢力的、中性的、溫和而理性的公民形象，都是符合社會期待的好公民形象，其實和先前談到的半澤的問題有點相似之處，背後總隱藏著一種「你要⋯⋯可以，只要不⋯⋯就好」的邏輯。
我這裡所談的，事實上已經涉及相當根本性的理論議題，也就是：誰才是具有基進的政治動能的政治主體，而能夠打破所謂的平均分配、手段與目的的計算規則，或者打破合宜的與不合宜的公民身分的區分？而基進的政治社會運動應該是什麼的樣態？這些問題也不太可能在這邊清楚論述。我想用「人渣的逆襲」這樣的措詞來描述反抗運動。我並不是指任何特定的階級本質與屬性，更沒有任何貶抑的意涵。我指的是不被計算到那個溫和理性、守秩序的公民身分裡面，不被納入平均分配、各得其所的社會正義的計算系統裡，也不清楚提出任何訴求，等待體系或者他者的回應的一群。
這群似人非人、被剝奪了做為一個人應有權利的一群出來「搗亂」，不講究運動策略，沒有特定的抗爭對象和攻擊目標（更沒有所謂的核能替代方案）。如果要講策略，他們的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逆襲」，像是半澤直樹在整部電視劇裡說過最激進的一句話，「為了百分之一的機會變成魔鬼也願意」。人渣的逆襲最大的特質是「不可見性」（invisibility），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特定的聚集場所，也無關乎數量，更可以確定的是，不會落入「交換」與「妥協」、方法與目的的等式之類的民主政治邏輯。至於臺灣過去、目前或者未來所發生的公民運動是不是具有這樣的特質和價值，恐怕就不是我此能夠評斷的。我想拋出來一些想法，做為大家思考或想像基進政治的參考。
＊作者為師大英語系教授，「哲學星期五」成員之一。本文為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化研究論壇發言稿修改而成（論壇由邱彥彬主持、陳國偉與涂銘宏與談），選自作者新作《跨界思考》（南方家園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