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成為遂行不義的動力:《跨界思考》選摘(下)

2017-08-16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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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而理性的公民運動本身,最大的危機在於自我限縮在總是預設某種框架與區分的所謂的「公民身分」,這當中也非常有可能隱含了某種預設的階級或道德的自我優越感。(半澤直樹片段)

溫和而理性的公民運動本身,最大的危機在於自我限縮在總是預設某種框架與區分的所謂的「公民身分」,這當中也非常有可能隱含了某種預設的階級或道德的自我優越感。(半澤直樹片段)

延續以上意識形態和被動性的討論,接下來我要談半澤直樹電視劇所呈現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慢慢再從當中導引出一些基進政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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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常聽到的詮釋是:半澤直樹為長期受到企業主壓迫的眾多無名下屬出一口氣。他以身作則,不管是在大阪分行或東京本部,都與下屬維持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形成一股揭發舞弊、反抗不公義的正義聯盟。我們也從劇中看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公平契約精神似乎是受到扭曲的,欠缺了一些道德元素和信念;而半澤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動,表面上彰顯了這些道德信念的重要性。這些看法大致上也沒什麼問題,但是似乎還必須進一步處理內在的意識形態矛盾。

即便半澤直樹有自己一套的調查與掌握資訊的管道,都還是透過銀行或資本主義市場內部的機制,企圖彰顯利益、價值與意義應有的、正確的、各得其所的分配

或重新分配。大家津津樂道、模仿複製的那個「加倍奉還」,甚至最後大和田那裡的「百倍奉還」,都還是在體制內的評鑑會議和規則內部運作。到底加了幾倍?奉還了什麼?會不會這裡面有資本主義做為一種大他者傳遞了訊息:當半澤直樹可以,只要不擾亂體制運作規則就好!半澤的那些和「銀行家」有關的論述或自我期許,終究來說,會不會都讓整個體系能更有效、更人性化、價值極大化的運作?也就是說,找回失去的互信互助的人道精神,讓資本主義更換一個人性的面貌。有關這一點,大家看看各家書局暢銷書排行榜上,總少不了那些企業主出的書,主旨都不脫有效的人性化企業經營與管理,也是為資本主義量身打造的企業倫理。

即便在此我好像一直在提問,一直在對半澤直樹這部電視劇做所謂的意識形態分析。我必須強調的是,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一種犬儒主義的觀點,認定這部劇只提供替代性的滿足,都在洗腦等等;或者說很多人都是衝著堺雅人或壇蜜等明星,並不真的關心戲劇內涵。這部劇如我以上所談的,有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或者可以當作一種癥候來解讀。大概也是從這些意識形態矛盾,而不是從節目提供的任何行動準則或正義典範,我們才能理解《半澤直樹》與當前臺灣情境的關連。

我們在臺灣現在到底面臨什麼樣的生命情境?各位應該都有很深的感受。從美牛、塑化劑、到最近的大埔、洪仲丘事件、食品安全、都更和服貿的問題,我必須很不客氣地說:政府或公部門儼然已經成為所有問題的製造者。我們看到法律或規定可以被用來遂行不義,怠惰或失能似乎成為整部統治機器繼續運作下去的動力。

用理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也有其他學術界的同仁從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概念,來談臺灣當前的情境。同時,我們也看到主流媒體成了無良政府的化妝師;他們常以媒體公器傳播一些反動的修辭。這些反動的修辭的共通點是一種「你可以⋯⋯但是你不能/ 你必須⋯⋯」暗中設下某些前提的、似是而非的邏輯。例如「你可以反核,但你也要有替代方案」、「你有遊行的權利,但是你要注意禮貌、要守秩序」等等,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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