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是什麼？最近幾年很多人在討論。可能是冥冥中的安排，前陣子，導演蕭寒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剪《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的電影版，一聊之下，知道這部片是紀錄一群文物修復師的日常，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們也趁導演來台灣參加兩岸電影節，見面談下這次的合作。
當時有一位剪接師馮章順已經把片子初剪完成，我看過後覺得可以再修改，就約好時間一起進行。我和他就像夥伴一樣，花了一整個禮拜從頭到尾慢慢看、慢慢剪（主要是他操作）。原本的紀錄片共三集，用了大量旁白跟很有氣勢的配樂，企圖營造宏偉的氣氛，但要改編成電影版，我認為應該還原到「人」的本身，以及那種樸素的情感。因此，電影版改變的就是敘事型態，回歸為較文雅、就事論事的調性；拿掉旁白，讓修復師自己說話，表達他們的工作與生活，讓觀眾去接近他們；音樂也只配上簡單的鋼琴曲，比較細膩、不誇張。
電影在二○一七年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獲得「紀錄片評委會特別雷米獎」，導演和劇組都很開心。在剪接上，其實我也只是將它拉回「人」的層次，世界性地看這部片，畢竟，有這樣一群人不為名利，願意花幾十年從事修復工作，每天固定做同樣的事，這才是可貴之處，也正是我希望強調的內在精神。
修文物也是修行，做任何事都一樣。就像我剪片，剪到最後其實是片子在考驗我能完美到什麼程度、把自己磨練到什麼境界，磨練得愈精深，愈能把片子看清楚。所以，片子剪得好壞，事關剪接它的人的所有狀態；而修復師修文物，也在修人品，修到最後變成他身體的一部分，包括他交付在上面的專注、敬業和堅持。我對電影裡的幾個畫面印象非常深刻：一個大型銅鐘作品在修復完成後，叮叮噹噹敲鐘的畫面，我都看傻了；一位修復師談他和文物相處的過程，那幾乎已到了哲學層次――他說他們其實是被文物教育著。
我有打坐的習慣。打坐會讓人完全平靜，專注在呼吸，腦中雜亂的思考慢慢沒有了，就像五彩的螢幕，慢慢一點一點擦去，最後只剩空白，這就是「空無」的境界。「空無」能讓人客觀地看事情，當你腦中沒有那些形形色色，看事情時就如禪所說的「如實照見」，像照鏡子一樣，能客觀顯示出你看的客體，沒有你自己加上的、主觀的、轉型的詮釋。受過這種訓練的人，因為思緒裡沒有夾雜太多的私人利益與情感，判斷事情會相對準確。禪裡常說，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當下，這就是「空」的概念。「空」的時候沒有自我，就不會去解釋一些與自己有利益的關係。回頭看那些文物修復師，他們某些人就是這樣。他們的臉有一種安靜、乾淨的氣質，人品端正、簡單不複雜，例如鐘錶修復師王津師傅，就是那樣平平靜靜的，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工作上的歷練。
透過他們，我確實也會想到自己做剪接幾十年來的人生。我從年輕時就選擇做為剪接師，期間歷經電影的沉寂，一直到現在，整個過程就像在修行。最初當然是喜歡電影才會入行，而且想表現、愛表現，但到後來我才發現，並不是想表現就可以做得好。我跟那些修復師的心態類似，最終就是想創作出這作品最完美的一面，當然，因為有導演的存在，我也需要透過作品和導演作深度的溝通與了解。對我來說，導演像生母，我像奶媽或養母，就算這樣，也不能因為我們創造了它，就可以要它變成我們想像的那樣；不是我認為它應該變成什麼，而是應該由它來告訴我，它應該是什麼樣子。最重要的是，還原這片子本身既有的樣貌與內在。
我會修禪打坐，或許是因為我需要一個更客觀的心態去穿透片子應該有的樣貌。很多次經驗可以證明，當我們很自我的時候，以神的角度、以造物主的角度去看片子，好像自己是創造它的人的時候，通常我們是被這影片修理的。這個自我常做出錯誤的判斷，後來才發現影片根本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以工匠精神來說，你要學的是怎麼跟你面對的東西溝通，怎麼去了解它，怎麼讓它來和你對話。電影的剪接也一樣，當我跟它做了非常深度的溝通以後，也許在某種情形下，它會告訴我它應該是什麼樣貌，我照那個樣貌把它完成就好了。
我在這群文物修復師身上，看到了什麼是真正的職人。他們從年輕時就進故宮做修復工作，薪水不高，工時也長，幾十年如一日；他們在磨練的過程中學會放下自我，沒有一直想著「我」要如何、「我」要得到什麼，只是專心做好眼前的事。
如果要為他們的故事下一個註解，我想「專注」是所有動力的開始、最重要的起步動作。台灣也有很多像這樣的職人，在這本書裡，可以看到一些和台灣人很像的身影。專注在當下，透過心與手的磨練，透過性格上、動作上的相似，到最後就會達到和他們一樣的狀態，而這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
＊本文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新經典文化）推荐序。由剪接指導廖慶松口述／巫芷紜紀錄整理。授權轉載。
